人类学者常常要面对不同的田野，并在其中考察他们的历史、习俗等地方性知识。所以在进入田野之前，我们常常会对那个陌生田野充满想象与期待，期待能被接纳、能融入田野、能如愿以偿获得想要的资料。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思考，除了研究者进入田野的技巧、时机与时间长短等常见因素之外，还有什么可以影响进入田野的效果呢？

　　十多年前，笔者一行进入田野开展调查，目的地是一个紧挨远近闻名的风景旅游区但却默默无闻的小山村——N村。我们穿过集高尔夫球场、跑马场、森林浴场、天坑等娱乐设施和风景点的旅游区，来到N村。我们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雨后泥泞的小路、简陋的泥砖房、穿着朴素的村民、昏暗的房间、没有挡风设施的窗户，一切都毫无隐藏地呈现在眼前。没想到的是，村庄与景区仅一步之遥，却有天壤之别。那段时间里发生的两件事，可以反映研究者融入田野的困境。第一件是访谈一位老人受挫的经历。老人一开始很乐意接受访谈，但他30岁左右的儿子在旁听20多分钟后表达了不满。他说我们了解这个村的历史没有任何意义，并追问为何不问他们田地被征收多少，为何不帮他们解决现实问题。第二件是访谈另一位老人受挫的遭遇。当问起村里有什么节日活动、春节吃什么特别食物之类时，正等着与老人打牌的村民说：“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有什么好问的呢？”同样，她也希望我们问点实用的、现实的问题。其他人见状也加入她的行列，不愿配合访谈。这样不配合调研的情况有不少。另外，我们观察到的情况还有，在N村很少看到除打牌之外的娱乐活动，日常生活显得较为单调。

　　在N村不受欢迎的遭遇，让我想起此前在M村开展田野调查的情形。同样是地处偏僻的村寨，村民们对我们却非常友善。在那里，村民们很尊重外来的学者，也称年轻的研究生为“老师”，或亲切地称呼“小罗”“小余”等。村民大多很热情，对我们的话题也感兴趣，还会主动提供没有问到的信息。他们并不要求我们做些什么，只希望我们访谈之后把他们的历史和现实写成书，扩大村寨的影响力，也希望我们在书中写上他们的真实姓名。农忙之余，村民的娱乐活动也很丰富。该村的侬人古乐队定期集中训练，已到全国各地参加过多次演出。村里还有中年和青年两个文艺小组，他们时常在晚饭后排练，或为参加全县举办的“三月三”活动，或为自娱自乐。该村的退休老师编写了一本村志，村干部也对村寨的传说故事了如指掌。

　　透过笔者在两个村庄调研的不同经历，我们认为影响研究者融入田野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互惠意识的持有与互惠关系的建立。互惠在社会中是十分常见的现象，它不仅仅具有经济意义，还包含丰富的文化内涵。而人类学者如何看待自己与村民的行为及其互动关系，或许更能说明一些情况。首先，人类学者在田野中是否持有互惠意识以及是否践行互惠原则，会影响他们融入田野的程度。其次，村民的互惠思维，则决定了他们是否愿意接纳研究者以及接纳程度。

　　在一定意义上，两个田野点中村民的境遇决定了他们对研究者的期待以及态度。据了解，N村村民由于出租田地的租金问题没有跟地方政府和开发商谈妥，没能达到预期目的，从而放弃了旅游开发的机会。在形式上，研究者在景区中消费，在N村中调研；但事实上，景区所占用的土地中有部分是他们的，他们仍然是包含了景区的地方社会的生活主体。所以，景区和N村都是田野点，却是完全不同的田野点。所以，事实上，研究者有意地将消费者与调研者身份的分离，造成看待事物视角的差异。我们消费的不仅仅是景区，还有N村。N村村民把研究者当作参观景区的消费者，也把我们当作“消费”他们的消费者。但景区所得归景区经营者，研究者所得归研究者。所以，在整个互动中，他们始终是互动中损失利益的一方，而研究者与景区利益相关者都呈现为他们利益的对立面。当然，在当时的情境中，村民如此看待研究者是可以理解的。人类群体的社会性基于互惠关系的缔结而得以建立，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也会因互惠得以强化。我们可能关注田野中的互惠，却忽视了研究者进入田野后并未成为互惠行动的参与者，或者是出现了萨林斯所说的负值互惠的情景。负值互惠指为自己的利益而要占别人便宜的交换，发生在社会距离更大的人之间，比如陌生人、敌人、竞争者。负值互惠虽然只涉及物质利益层面，与研究者讨论的文化、旅游消费不同，却也有本质上的相似性。人类学者初次进入田野点，于田野对象而言是陌生人，如果被他们误以为人类学者的行为是负值互惠，那么我们就很难融入田野。

　　相比之下，在M村，研究者进入田野，事实上也是进入村庄与外界的互惠结构中。当时的M村积极参与村庄外部的活动，并在其中得到了各种有形或无形的利益。他们与外界互惠的效果是明显的，内外部处于良性的互惠交换中。而研究者的调研与消费是紧密相关的，或者研究者进入村庄的行为包含两层含义，即调研与消费。即便研究者认为只是调研，但并不会改变村民对于研究者是消费者的身份认知。甚至更有可能，他们更倾向于消费者认知。另外，他们希望研究者将他们及村庄的相关情况著书立说，事实上也是在寻求互惠。他们提供了热情与资料，同时也希望研究者提供一定的“交换物”——宣传与名声。所以，在M村的调研，事实上是一种互惠关系实践。人的社会性基于互惠关系而得以建立，人与人之间的纽带性联系也因互惠而得以强化。互惠人类学强调不同人群之间的往来互动，是一种文化逻辑。它在根本上是对差异性互补的互惠关系形态的研究，在这一视角下，差异性得到融通，继而形成多样性文化共存、共生与共享的交往空间。

　　所以，人类学者应从想象中回归现实，接受调查对象具有文化多样性特征的事实。这需要人类学者有文化上的自觉，对这种存在有全景式的把握和观照。同时，人类学者应尽可能深入田野中，站在互惠的立场，而不是以一种类似旅游旁观者的心态进入田野。或许只有如此，我们才会对调查对象的反应作出更为客观的判断，并对他们的回应给予充分的理解。

　　（作者系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