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会形成许多记录个人历史的档案，包括国家、学校、单位建立的出生档案、户籍档案、学籍档案、人事档案、结婚登记档案、离退休档案等；亦包括个人建立的生活档案、家庭档案、工作成果档案等，这些档案的总和就是人生档案。人生档案原本被称作私人档案，主要指那些年代久远且有据可查的家族及知名人物形成的家族档案和生活档案，在社会逐步个体化，且家庭从家族范畴脱离出来并成为社会最小的单位被社会公众普遍接受后，就泛指个体在社会和家庭活动中形成的、对个人及家庭具有保存和使用价值的各种形式的原始历史记录。不难发现，档案学界对于人生档案的关注点经历了从名人档案、家族档案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档案和家庭档案的变化，历史长河中面目模糊的个体逐渐拥有了姓名，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文社会科学公共意识的发展过程。对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取向性问题，就有学者提出现有研究中宏观性的社会研究较多、微观个体视角研究较少，因此应当视线下移，加强对普通个体的研究。

　　人生档案的记忆价值 

　　人生档案是开启记忆之门的钥匙。回忆是对过去的构建，人们在社会中得到记忆，也在社会中拾回、重组这些记忆，这些集体记忆是群体成员所共享的、达成社会构建的一环。一个社会群体，无论是家庭、社会阶层、职业群体，又或者是民族国家，都需要思考应如何选择、组织、重述“过去”，以创造一个群体的传统，用以诠释该群体的本质以及维系群体的凝聚。

　　正因为有了集体记忆，一个民族、一个群体、一个社会也就有了文化认同，而这些共同经验构成了我们对于民族、对于社群的一种想象性的存在，即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说的“想象的共同体”。因此，人生档案不仅是个人记忆的延伸，还是社会记忆乃至时代记忆的微观样本。个体与家庭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生动地见证了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是国家档案资源的必要补充，其所包含的各种文字记录、实物、照片、影像资料等，都是集体记忆借以保存、强化或是重温的储存媒介。如有学者提出，将这些档案纳入国家档案资源建设，不仅有助于孕育民众的家国情怀，还可以观察到一个国家普通民众、特殊群体的真实生存状态和精神历程。

　　因而，许多类似的研究都是针对社会边缘群体的，如埃尔德的《大萧条的孩子们》运用社会学、心理学和历史学方法挖掘集体记忆，凸显了结构与个体的互动。又如刘易斯在写作《桑切斯特的孩子们——一个墨西哥家庭的自传》这本书时，既是作为一名人类学家，又像是桑切斯一家的好友般参与到这个家庭的各项活动中，家庭成员对他产生了极大的信任。他试图通过深层次的参与式观察，从家庭成员对于“贫穷文化”的自白中，对个体以及微观家庭生活进行全方位的记录，实现对这一家庭的整体认知，并从显现出的矛盾中挖掘更深刻的意义，从而更好地理解身处社会急速变化中的人们所受的影响。

　　人生档案的时间维度 

　　人生档案往往会被长期、持续地记录下来。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高度的时空压缩性，社会急剧变迁，对社会结构变迁和历史发展趋势的研究对于中国和全世界都具有重要价值。人生档案记载了米尔斯提出的社会学想象力所应具有的个人生活历程维度的内容，同时又深刻地反映出社会结构的维度以及历史的维度。因此，无论是做个案分析、同组研究、同期群研究还是趋势研究，人生档案都能够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许多社会学者在讨论代际差异、文化反哺、文化冲突、社会变迁、群体心理等主题时，都采用人生档案作为研究材料，将时间维度融入研究当中。

　　之所以强调人生档案的持续性特征，是由于纵向研究有着横向研究所不具备的优势。例如，保罗·阿尔蒙德与迈克尔·艾普特执导的纪录片《人生七年》从1964年开始拍摄，拍摄之初就是为了以小见大，从来自英国不同阶层的14个七岁儿童的生活状态和思想状态之间的差异性，看到他们长大之后英格兰社会的缩影。因此，这部纪录片的第一集就能够令受众联想到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向上流动的通道狭窄等社会现象，类似于横向研究。但是当迈克尔做到了每隔七年就拍摄、记录一次时，这部纪录片早就超过了人们预期的意义。一方面，第一集中一些社会现象由最初的猜想逐步得到了印证，当然也有一些最终被推翻；另一方面，虽然这些受访者不一定具有“典型”性，但是他们每一个人都是特殊的，从他们身上可以窥见个体的人生，以及在时代变迁之下的个人生活历程及其背后折射出的社会与历史。

　　纪录片《渡口编年》的导演郭熙志化用戈麦的诗句“没有人看见草生长”，感慨道：“我看见了草生长。”他的镜头聚焦家乡铜陵的三个下岗职工家庭，连续跟拍了20年，在变与不变之间，记录了一部普通人的史诗。《桑切斯特的孩子们》《大萧条时代的孩子》等，也是生命历程理论的典型应用及纵向研究的经典案例。正如简·艾略特所说，历时性分析可被广泛地理解为“跨越一系列时间阶段后能告诉读者任何关于研究案例发生了什么的信息”，但这里也涉及研究者的反思性。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无论是二元叙事还是多元叙事都应尽可能地有着清晰的开头、中间和结尾部分，“这是由叙事受限制的特性或构型维度所决定的”。以时间维度见长的历时性分析更应注意这一点。因为在叙事中不能简单展示个体或群体生命历程的单个片段，而是在连续的、延展的时间中观照问题，每个相关因素的含义都取决于它在整体中的位置。因此，研究的开始点、结束点和中间部分时间节点的选取及对不同时间阶段的划分，有时能够对结果产生关键影响，这些在最初的研究设计中也应当被考虑到。当然，对于人生档案的历时性研究中最根本的，还是应当依据社会结构、历史和个人生活历程三个维度的变化与发展，充分发挥社会学的想象力来建构叙事，而非脱离现实的机械判断。

　　如今，除了人生档案的传统形式，如书信、日记、照片、家庭影片等之外，微信朋友圈作为人生档案的新形式之一，也成为重要的研究材料。曾经备受诟病的“摇椅上的人类学家”如今成为“线上的人类学家”。肖坤冰《茶叶的流动》一书在研究武夷山“茶老板”的朋友圈时就指出，作为戈夫曼所谓的“前台”展演的朋友圈，加上点赞和评论，其内容可以非常详尽，几乎等同于一篇篇整理好的田野笔记。其间也存在一些既有学术规范很少涉及的局限性，如线上田野调查的伦理道德问题、有些图文的原始出处难以追溯、正式出版前如何介绍资料来源、是否应当取得记录者的知情同意等，这些也是研究者需要反思的。此外，目前对于人生档案的探讨往往属于横向研究。今后的研究应更多考虑历时性地提取相关信息、多角度地分析人生档案，利用好这些数量可观、价值极高的资源富矿。

　 （作者系澳门城市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