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应颐养天年的年龄，高龄农民工却下沉进入非正规化就业市场，甚至在超龄之后还在底层劳动力市场将自己的劳动力残值继续变现，折射出第一代农民工养老的局面：当第一代农民工在工作岗位中投入付出四十年的时间之后，发现自己既难以回到乡村安享晚年，亦未被正式的社会保障所接纳，其养老的“双重保险”面临“双重落空”的风险。

　　外出农民工的养老局面是复杂的。第一代农民工在城市工作期间面临两套基础社会体系：一套是基于农村传统的家庭、家族和社区注重世代相传、家族兴旺的价值体系；一套是基于市场和国家并关注个人发展的现代性社会价值体系。在两种基础社会体系之上建立了不一样的社会保障体系，前者即乡村家庭与社区的育儿、救济和养老体系，后者则是基于针对个体的现代市场和国家的制度化社会保障体系。表面上看，农民工似乎兼有家庭养老和制度保障养老的“双重保险”，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早期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部分企业购买职工养老保险过程中的推卸行为以及农民工就业的非正规化和不稳定性，导致农民工未被纳入正式的社会保障体系。与此同时，从农民工的角度看，提前数十年长期投资到养老保障体系中既不经济也不必要，他们更倾向于把本应用于购买社保的收入转变为现金以覆盖目前的生活用度。由此，很多农民工未参加养老保险或者持续缴费年限不满15年。

　　这不能简单视为农民工短视所致，在其认知图式中，退休以后的养老是以家庭为依托而非以市场化和制度化的社会保障体系为依靠的，这既是其传统养老观的自然延续，也符合其当时对未来的预期。在他们的观念中，自己通过青壮年时期的艰苦劳动供养了家庭并支持了乡村社会体系，可以预期在其失去劳动力之后被家庭和后代所反哺赡养。

　　然而，当农民工进入城市就业数十年，直到自身也进入老年阶段之时，其所预期的来自农村传统社会体系的家庭和社区社会保障却并未如期而至。这一重要转变发生的原因在于与第一代农民工老去同时发生的深刻社会转型。近几十年间乡村社区人口离去，以及具有丰富价值内涵的社会生活消失，使乡村所支撑和维护的完整的乡村社会价值体系逐步被抽空乃至耗尽。这套社会体系的退场包含着家庭价值的动摇，因此原有乡村体系里家庭养老的义务和责任也一并退场，家庭和社区所原本包含的养老功能不再发挥有效作用。在江汉平原等地出现的农村老人自杀现象即是这一变化的极端呈现。

　　由是，农民工养老准备的“双重保险”变成了“双重脱嵌”。一方面，由于年轻时期抗拒城市社会保障体系，高龄农民工缺乏制度性的养老资源；另一方面，家庭养老的供给并未出现，子代不仅无法提供充分的养老资源，甚至其自身还陷入经济困境从而需要老一代继续供养。而几十年来深度的商品化进程，又使得原有基于乡村资源低度商品化的低成本生活方式变得不再被接受。这些因素逼迫高龄农民工自行到就业市场上利用残存劳动力继续工作为自身养老积累资本，甚至在年老阶段还不得不继续参与劳动力市场，继续为子代积累。

　　尽管上述社会转型正在发生，但是中国传统社会体系仍可能发挥价值。正如前四十年这套体系对中国工业发展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一样，从宏观政治经济角度看，在外部环境发生剧烈变化，国际环境和消费需求下行的预期之下，中国更需有效激活承载着最大量人口的乡村社区的潜力。这部分人口在过往几十年间，普遍以城市底层务工人员的身份寄居都市，未能获得高质量的社会生活，消费潜力也未充分激发。而重新确立乡村社会的价值，则可一改农民工外出务工售卖劳动力服务外向型经济、单纯作为生产者而不作为消费者的“旧发展格局”，促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出现。从经济角度看，这一改变能够提供高质量的消费市场，使中国作为世界最大单一消费市场的潜力得到进一步释放；从产业角度看，可以为“中国智造”提供新的动力；从社会角度看，可避免乡村养老失序、城市流动人口大量“大神化”带来的社会撕裂矛盾；从国家安全角度看，乡村社会的有机良性转变能够为中国社会发展提供韧性支撑，为未来内外部的诸多挑战提供软着陆空间。

　　正是基于上述综合而深远的影响，出台高龄农民工养老政策，并及时修补农村社会基础和相关价值体系具有紧迫性。农民工养老是维继乡村社会良性秩序的关键因素之一，因为养老不仅事关已老去的第一代农民工的切身感受，更会反作用于在职的中青年农民工对乡村社会的认可。一旦这一认可得到正面确认，则可推动其继续维护乡村社会关系，避免进一步滑落到“双重脱嵌”的境地，从而为乡村社会的良性发展添砖加瓦。

　　从政策实践的角度，这一方案也延续了既有实践的基础。过去十年的脱贫攻坚行动，主要围绕农村路桥水电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展开，目前已经基本完成，未来可将重心适当调整到乡村老年设施的修建和养老体系的维护中，为高龄农民工返乡养老提供支持。当高龄农民工安养具有了制度性的支持，便可从底层劳动力市场中释放出来，投入到乡村社区的意义塑造和价值重建行动中，修复被外出务工冲垮的原有以乡村为基础的一整套社会价值体系，从而为乡村振兴、共同富裕提供基础动力。乡村养老社会政策的补足，既可解决眼前多重的现实挑战，也可反哺社会生态，为中国长远良性的可持续发展重新注入生机。

　　（作者系深圳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