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边塞诗长于叙事，议论弘肆，说理透辟。一方面，继承了诗史传统，在纪事、剪裁、美刺中彰显边情，传递边见；另一方面，通过言随意遣、“以文为诗”务求说尽，最终呈现为以理驭情、知性反省、务实少虚的特点。《北宋边塞诗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版）为北宋边塞诗的综合性专题研究，从北宋边塞诗的生成土壤与边防背景、诗中的地域书写与恢复情结、忧患意识与医国情怀、民族交流与战和认知、理性精神与突围经营，以及诗歌的评估视角与艺术管窥等方面，一一展开论述。全书立足于北宋边塞诗的特点，除了作品阐释与考证之外，灵活运用军事、政治、地理、历史、经济、文艺学等学科视角，推进阐发诗中内涵，又借助数据与图表为辅助说明，图文并茂，论证有据。
首先，《北宋边塞诗研究》选材精严。北宋边塞诗的取材，大致遵循以下法则：第一，诗人的创作地点不受拘囿。作诗地点不必为边塞，诗歌主旨是衡量其是否入选的根本属性。无论诗人身处何处，只要心系边防、情系边事，其诗即边塞诗。与此对应的，那些虽作于边地却反映诗人唱酬、宴饮、咏怀等的无关边事、防塞的诗歌则不入选。第二，诗歌的边塞指向可以虚拟，不必真实。譬如，诗之边塞可以是真实的边塞城池，如雄州、庆州、邕州，也可以是宽泛的、逐渐虚化的塞垣意象，如关山、陇头、阴山，地域指向不必与北宋实际的边疆地理严格对接。换言之，在文学边塞与事实边塞中，该书以前者为取材标准，以后者为诗歌阐释的目标之一隅。第三，边塞视角不局限于北部与西北。结合北宋南御边民与交趾的塞防实际来看，西南亦为边防重镇。在实际选诗过程中，大量北部、西北边塞诗涌入笔者视野，也有大量南方边塞诗涌现，它们同样传达了明确的边塞防卫意识与清醒的安危判断。在这样的标准下进行选材，作者一共选出诗人194位、诗歌1308首。
其次，《北宋边塞诗研究》论证有据。例如，在石介的《感事》一诗中，作者不仅考证出柳开以文换武的换授时间，还对柳开笼络人才、意图收复的御边举措进行深入探研。此诗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柳开御边的高明，无论是置酒待客、倾囊成事的决绝，还是推心置腹、延揽人才的智慧，都能在现实中找到依据。诗中的三个主要人物——柳崇仪、豪杰士与白万德，均有原型。从其“吾将使万德为内应，而密奏于上”的布置来看，他的调离很可能关乎喜谈恢复，毕竟此时北伐再败，御边渐转消极，其收复经营恰与朝廷战略相悖，无怪事功不举。石介此诗，聚焦周世宗、柳开的未竟事功，浓缩了五代、宋初燕云未复的遗憾与北宋士子壮志未酬的哽咽，至于其“天意终难测”的感喟，连同柳开“不集吾事，非天矣”的叩问，终究消失在北宋渐趋保守的御边轨道中。在诸多谈兵赞语中，宋祁的《尹学士自濠梁移倅秦州》道出了尹洙的论边之切与论边之苦。康定二年（1041）二月，陕西经略安抚判官尹洙因擅自发兵救援好水川被降为濠州通判。庆历二年（1042）闰九月，尹洙即以秦州通判的身份议论内忧不除则外患不止。康定元年正月，宋军大败于好水川。六月，权签书泾原秦凤经略安抚判官尹洙建议从减并栅栏、调整兵力、鬻爵创收以补军需等方面筹划边计，以备不测。十二月，泾原秦凤经略安抚副使韩琦与判官尹洙入对崇政殿，奏呈攻策。这时，陕西转运使庞籍与签书经略安抚判官田况均力阻攻策，前者从将士不良、虚实不知、士气不振、民力不苏等角度分析作战的不利局势，又以三川口为例说明“以主待客”尚不能胜，认为如今仓促兴兵，更无胜算；后者更是直接推翻了攻策的合理性，并从主帅能力、人不用命、两路并入的风险、失败有损国威、偷袭有伤国体等角度驳难攻策。这一时期，对攻策的异议如山呼海啸，铺天盖地，席卷而来，开战之前，韩琦、尹洙即已备受“有误大举”“殊无定算”等斥责。后来好水川大败，韩琦贬右司谏，尹洙降濠州通判，均在意料之中。就边事而言，由朝廷官职为边地幕僚，尹洙的确实现了弃庙堂高论、赴前线体验的务实转身。时事催迫，宋祁力赞尹洙弃刀笔吏而为韬略将，并对其运筹帷幄、指挥边事寄以深厚希望。然而，好水川之败毕竟给主攻派以重创，尹洙的“他夕恨”中，应当饱含着对此役战败的遗憾与反省。因此，诗人以结尾两句鼓励尹洙重整旗鼓，经略西陲。
最后，《北宋边塞诗研究》审美辩证。该书第六章围绕“诗史与纪事”“务实与说尽”“唐音与宋调”三个视角对北宋边塞诗的艺术特质进行评估，每个视角均可见其熔铸前贤又自成一家的实践特色。第一，事信、技巧、情切是北宋边塞诗“诗史”品格的外化。见证与实录体现纪实特征，纪事与剪裁彰显取事与叙事技巧，美刺与寄托则充分展现爱国仁民、补裨时政的初心。纪事的自觉、诗教的弘扬、诗艺的琢磨，三者共同指向了对叙事艺术的探索。体式的裁定、手法的择取、视角的切入，甚至题目、序言与注解，都成为北宋边塞诗彰显叙事魅力的生命场。第二，从务实与说尽切入，结合宋人理论思辨的严密性、手法运用的纯熟，有助于全面认识北宋边塞诗好发议论、长于说理的特点。议论、说理与叙事、抒情合理搭配，有助于形成以情动人、以理服人的艺术效果，亦可在多人聚焦一事的议论说理中呈现出治边的整体态度。同时，议论的弘肆、说理的清晰亦会造成意境的削弱、浑融的缺失。在“以文为诗”的助推下，既有意脉清晰之利，又有余味不足之弊。此外，北宋边塞诗的务实还体现在意象的择取与典故的运用上。一方面，北宋边塞诗将烽警与工事的意象置于事件中形成“事境”，传递边防安危，旨在为脚踏实地的御边审视与扬长避短的防塞调整服务。另一方面，选取荆轲、班超、马援等契合边事的英雄人物，标榜折冲樽俎的治边理想，亦可见其用典的务实之征。第三，从唐音宋调的角度探讨北宋边塞诗的继承与创新，是由北宋边塞诗自身的丰富性决定的。所谓继承，是指北宋边塞诗亦有唐诗遗韵而创变，即指北宋边塞诗对唐代边塞诗内蕴与风格的改造。在内蕴上，从主情尚虚转向主理务实，在艺术表现上，由情景交融走向情理交融、情事交融、情论交融。最终得出在自立宋调的过程中，北宋诗人不仅实现了宋诗的“筋骨思理”，亦在边塞诗中积极践行，带来了以理驭情、知性反省、务实少虚的新面貌的结论。这样的特点决定了北宋边塞诗审美功能的削弱，认知功能与教育功能的扬厉。
《北宋边塞诗研究》是一个以北宋边塞诗为焦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外交与文学的综合选题。通过对全书六章的考察，我们基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北宋边塞诗书写边地、记录边事、彰显边情、抒发边思，反映了诗人安边固塞、保家卫国的美好愿望。同时，北宋边塞诗继承传统，锐意创新，在文学艺术与时代思想的交相作用下，呈现出承继唐诗、开辟新路的探索精神。
（作者系西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部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