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马克思主义早期最重要的思想文献，《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于1848年2月在伦敦以德语单行本印刷出版。迄今为止，《宣言》在世界范围内已被译为100多种不同的语言。通过翻译被不断延续生命、不停赋予活力的《宣言》，承载了几代人的理想和激情，在不同的社会掀起思潮的激荡。《宣言》在中国的译介肇始于1899年，李提摩太和蔡尔康合作在《万国公报》上发表《大同学》，文中首次提及“马克思”“恩格思”“安民新学”（即社会主义）以及《宣言》的部分内容。此后，很多有识之士，包括梁启超、赵必振、李大钊、朱执信、宋教仁等都曾节译或部分介绍过《宣言》。但《宣言》完整翻译成汉语则是在1920年，译者为陈望道。

　　陈望道其人与译书缘起

　　陈望道（1891—1977），浙江省义乌人，原名参一，后改名“望道”，意即寄希望于革命道路。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发起人之一，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和语言学家。他的《修辞学发凡》被视为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开山之作。他在哲学、美学、逻辑学、新闻学、教育学等诸多领域也颇有建树，著有多部相关学术经典；而其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更是对中国革命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陈望道曾留学日本中央大学并获法学学位，在日期间就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陈望道归国并于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语文教师，与进步师生一起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因提倡新道德、新文学，陈望道与其他几位进步教员遭到当局迫害，引发著名的“一师风潮”，风潮过后被迫出走杭州。

　　彼时，主持《星期评论》工作的戴季陶因邵力子的推荐，邀请陈望道翻译《宣言》，陈望道欣然应允，回到老家浙江义乌分水塘村，在家中的一间柴房里埋头翻译。陈望道在翻译《宣言》期间因为过于专注，错把墨汁当作红糖蘸粽子吃而浑然不觉的故事传播甚广。《星期评论》编辑沈玄庐在给读者的回信中曾表示，陈望道翻译此书“花了比平时多五倍的功夫”，足见他对这件工作的热情和重视。1920年4月，陈望道完成了译作，又收到《星期评论》发来的电报，邀请他到上海任该报的编辑。但是当他次月带着译文来到上海的时候，却发现此报因其进步倾向而被当局勒令停刊，原定在报上发表译文的计划落空。后来，在当时正组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陈独秀的帮助下，译本争取到了共产国际的经费支持。译本经陈独秀和李汉俊校阅之后，于1920年8月由党组织秘密建立的印刷厂“又新”印刷所，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出版。被称为“红色中华第一书”的《宣言》首个汉语全译本就这样诞生了。

　　译本的底本与翻译的特色

　　陈译本《宣言》底本有两种，一是戴季陶提供的日译本，二是李大钊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来的英译本，以日译本为主。日译本是由幸德秋水和堺利彦共同翻译，其全译本发表于1906年3月，而这个日译本又是根据塞缪尔·摩尔执笔、恩格斯校订的英译本翻译的。所以，《宣言》进入中国是经历了从德文（1848）→英文 （1888）→日文（1906）→中文（1920）的转译历程。

　　陈望道翻译《宣言》在语言上最大特色是明显的白话文倾向，与相距不过一二十年的严复和林纾的译作文风相去甚远。而这与陈望道的政治和文化主张有着密切关系。20世纪一二十年代，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而1920年前后又恰是白话文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曾在新文化运动阵地《新青年》任编辑的陈望道是这场运动的坚定支持者、践行者和捍卫者，所以他的《宣言》译本白话文风格是意料之中的。根据王东风和李宁的研究，与文言相比，陈译本句子变长，四字格变少，“之乎者也”的文言功能词几乎绝迹。译文还大量使用文白过渡时期特有的助词“底”，且呈现出“底”“的”混用的现象，譬如“各国底语言”“社会底历史”“用自己党底宣言发表自己的意见”等。另外，译文文体偏向口语化，譬如“草了下列的宣言”“他的特色就是把阶级对抗弄简单了”。对于修辞学家陈望道而言，这未免不是一种用所谓“引车卖浆者言”的大众语来创立新的书面语风格的努力。在当时的中国，许多西洋词语都是直接采用日语译名，陈望道虽然以日译本为主要底本，但他在术语上并非全数照搬日译本现有的译法，而是根据当时中国的社会语境，有选择性地做了修改。譬如日译本中的“绅士”和“绅士阀”，陈望道根据当时通用的说法，译作“有产者”“有产阶级”，日译本的“平民”，陈译本中作“无产者”。而在修辞方面，方红和王克非认为，与日译本相比，陈译本在用词上更注重韵律节奏以及语言的生动性和表现力，譬如“革命要素”变换为“革命种子”，“农业的革命”变成了“土地革命”，两种阶级对立状态的“相敌视”转换为“对垒”，将资产阶级的发展从“没落”变换为“倾覆”。简言之，中译本在措辞上更为激烈，有着明显的“尖锐化”倾向，这可以理解为陈望道基于自己的信仰，为强调《宣言》的立场、提高革命号召力、鼓动人们的斗志而采取的一种翻译策略。

　　从这一点来看，陈译本《宣言》很好地体现了意识形态和翻译之间的互动性。一方面，意识形态，包括个人意识、群体意识、社会意识等决定了译不译、译什么、由谁译、怎么译。另一方面，翻译反作用于意识形态——它更新思想、颠覆旧意识、创造新意识，陈译本《宣言》在中国的影响就完美地诠释了这一点。

　　《共产党宣言》译本的影响

　　中译本《宣言》一经问世，就引起巨大反响。初版1000册全部送人，一个月后再版1000册也很快售完，截至1926年5月，陈译本《宣言》已重印达17版之多，其中仅1926年1月至5月间译本就再版了10次。为规避当局的审查，该书多次更换书名、译名和出版社名。此译本目前已发现的版本达17个，无疑是我国早期流传最广、影响最深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它影响了一大批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造就了一代早期共产主义者。共产党上海组织成立之后曾创办一所干部学校，陈望道作为教员为他们讲解这本《宣言》，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汪寿华等都是学员。朱德、彭德怀、贺龙、徐特立等也曾受此书引领，信仰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的道路。周恩来亦曾在一次会议上对陈望道说“我们都是你教育出来的”，此话多半是针对《宣言》一书而言。

　　在陈望道之后，国内又有多人翻译并出版了《宣言》全译本，如华岗（1930）、成仿吾和徐冰（1938）、博古（1943）、陈瘦石（1943）、谢唯真（1949）等，这些译本在语言精练程度、内容准确性和完整性上都不断提升，但陈望道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功绩不会湮没于历史的风尘，陈译本《宣言》这个“从柴房里捧出来的太阳”因其曾影响了整个民族的命运将被铭记。

　　（本文系福州外语外贸学院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项目“儒经西译研究”（FWKQJ20190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福州外语外贸学院外国语学院；澳门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