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提出的重要概念。讨论新质生产力，不应局限在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而应从创新发展的底层逻辑出发，着眼于新兴技术和新兴产业如何形成并发展生产力，从而推动中国经济稳健增长和转型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需要我们深刻理解当前中国经济双重转型的重大背景，需要我们充分认识创新发展中前沿技术和已有产业的基本关系，更需要我们转变发展思维与经济政策思维。
契合中国经济双重转型需要
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的提出，深刻凸显出当前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双重转型背景。第一重是国内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即我国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坚定开启的高质量发展转型。经过70多年的积累，我国已形成世界上最庞大和齐全的工业体系，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国内外环境的变化，我国需摆脱高度依赖要素驱动经济增长的传统模式，转向通过创新驱动经济增长，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此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发动机”。第二重是国际政治经济关系转型。在当下激烈的大国战略竞争中，面对西方国家的“脱钩断链”“去风险化”，我国迫切需要摆脱长期以来技术和市场“多头在外”，产业和创新协作面临“卡脖子”困境的经济循环模式。这要求我国必须以科技自立自强来发展壮大内循环，并通过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共同构建新发展格局，确保我国的发展建立在更加安全、更为可靠的基础之上。
双重转型的背景决定了新质生产力正在成为推动中国经济深刻转型的“传动轴”，而这并非仅强调科技突破、强调新技术新产业的部门性政策就能实现。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激活国内已有技术与产业等广泛资源，打造具有自我演进、自我迭代功能的创新动力，从而增强我国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以服务多数产业为发展进路
新质生产力的内核应是由新技术、新产业激活已有技术与产业，为已有产业赋能进而实现转型升级、产出新的产品（服务），从而有效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这不仅是前沿技术形成生产力、创造经济价值的重要途径，也是前沿技术创新得以深化发展的关键依托。
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我国将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这为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落地提供了明确指引。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新旧动能之间存在着发展的连续性和继承性，它们不应被视为静态的、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传统产业一向是一个经济体国民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即便在经合组织这样的“发达国家俱乐部”中，21世纪初期狭义的“高新技术产业”（研发投入强度在5%以上的产业）只占其经济总量的3%左右，如果将汽车制造等“中高技术产业”的重要部门纳入其中，其占比也只有8%—9%。这一结构不仅反映了经济活动中新动能和旧动能的比重，更揭示了依托已有产业发展新质生产力进而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所形成的巨大潜力和重要意义。新技术、新产业想要获得充分发展，必须服务于广大的已有技术与产业。不论是前几年被广泛赞誉的“新四大发明”（高铁、电商平台、网络支付和共享单车），还是当前迅猛发展的新能源汽车，都是通过新技术得以激活已有产业的极好例子。
依托已有产业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技术创新得以长期深化发展的必要条件。一方面，前沿技术的持续进步必须依托已有产业获得长期的创新投资。每一领域的技术创新都是漫长的累进过程，单靠政策资金或风险资本的支持难以发展成熟。这就要求技术创新必须找到可依托的产业，通过在已有产业中的大规模应用来分摊创新成本，并持续从中获得研发投入支撑其后续发展。另一方面，前沿技术的持续开拓需要已有产业提供创新互动平台。“从0到1”的前沿科技突破非常重要，但产业创新竞争从来就不是通过实验室发明竞赛进行决胜的一锤子买卖。产业技术创新的深化发展依托于创新者与用户、供应商之间的持续互动。这种互动不仅有助于创新者掌握已有信息、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更重要的是，创新者只有在与用户和供应商的交互中不断创造“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才能更快、更有针对性地推动技术进步。在产业创新竞争中，创新互动并不以纸面上的技术知识为载体，而是以“产品”作为基本的交互界面、协作目标和竞争标的；远离具体的产业情景，后续的创新就容易失去技术方向和对市场竞争的感知。在“从1到100”的创新后半程，技术进步的速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创新者和用户、供应商以及竞争对手的互动范畴，服务于广大的农业、制造业、服务业和涉及民生福祉的诸多行业必然是创新技术完成自身迭代和深化发展的关键路径。
事实上，认识新技术、新产业和已有技术与产业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客观理解中国在创新领域的优势来源。我国当前在太阳能光伏、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优势，正是我国将新技术、新产业和已有技术与产业紧密结合，进而在工程开发、市场竞争中不断挖掘问题、解决问题而积累形成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本土的强大生产能力和超大规模市场，是我国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固有优势。当然，未来的创新规律同样如此。现代复杂工业中的技术创新更新迭代快，技术与技术、技术与市场、技术与政策规制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且动态变化。一个国家或企业在人才、原创性技术和资金储备上拥有再强的优势，只要没有真正开展需要在竞争中面对复杂互动环境、存在极高投资风险的产业活动，就难以抓住产业创新激荡前进的脉络，其资源优势也就始终无法转化为创新优势继而快速削减。特别是在人工智能、卫星通信等前沿领域，这一规律大概率还将重复上演。
需转变发展思维与政策思维
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中国经济转型，要求我们转变已有思维方式，在发展理念和政策理念上以市场竞争为根本出发点。
科技突破、产业创新竞争和发展加工贸易等不同活动各有其底层逻辑。通过事先规划好技术路线推动科技发展，或通过不计回报的巨量投资推动所谓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事实上都是计划思维和投资驱动思维在科技创新领域的鲜明体现，其关键特征在于创新目标并不是市场竞争过程塑造的，而是政策资金或风险资本预先设定好的。诚然，科技发展规划、科技研发突破以及在特定范畴内树立创新示范，都对后续的技术发展和创新投入具有重要价值。然而，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必须经得住市场考验，才能在价值创造上实现资源效率。由此，创新研究的学者们在讨论经济政策问题时，不是以泛化的“科技”而是以“有用技术”或对“有用技术”的合理预期作为核心。而“有用技术”意味着在创新竞争过程中，对于新兴技术问题的认识、分解和解决，都应当在创新者与用户、创新者与协作者互动的真实市场场景下完成，这样的市场机制才能真正起到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
因此，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只注重将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发展为新产业、新动能。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应当紧扣业已广泛开展竞争的产业活动，而不是通过政策资金和金融资本的长期扶持形成“盆景式”的新产业，更不能一味地通过发展新产业挤出“旧”产业。当然，由于前沿技术创新在早期发展和扩散过程中不确定性高，在复杂技术背景下不同企业（机构）之间存在“集体行动”难题，创新所需的资源往往与科研、教育、劳动力、金融和环境等公共部门紧密相关，国家层面的大力扶持至关重要。然而，政策思维同样需要深刻转变。一方面，促进新技术、新产业和已有技术与产业的结合，需要加大在“应用端”而不仅仅是“研发端”政策工具的力度，既要加大对已有产业引入创新的激励，也要引导新兴技术、新兴产业“躬身向下”，将在已有产业中“拼杀”作为自身后续创新的舞台。另一方面，政策不应仅集中在特定技术或特定企业身上，因为“选择性”政策自身就意味着排他性，而通过市场参与者的持续互动塑造创新发动机的目标是无法通过事前的政策选择来实现的。相关政策制定应侧重于通过投资关键基础设施、组织对话平台、设定中远期技术路线图、解决关键共性技术等方式，支撑创新共同体建设，使之形成方向性共识和设定创新议程的能力，从而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奠定坚实基础。
（作者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