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卫城的帕特农神庙是献给雅典娜的一座神庙，建于公元前447—前432年，长期以来被视为古希腊艺术的巅峰，在西方历史及艺术史上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在学术上被大量研究和解读迥异的形象解读，根源在于视角错位。无论古希腊其他城邦的公民抑或后世西方的解读者，都是在以他者的视角审视帕特农，很容易产生模糊印象。正确审视帕特农必须首先确立可靠的视角。
帕特农是雅典的帕特农
正确的艺术形象存在于历史语境之中。艺术不仅是一种行为或产品，更是一种过程。艺术过程涉及赞助者、受众和艺术家三个群体。三者的身份与关系是历史语境的核心和基础内容，也决定了艺术的性质。赞助者的意图在于有针对性地向受众传递理念。只有某些受众才能准确获得艺术作品所传递的信息，而他们眼中的艺术形象才是赞助者真正想要塑造的。从学术角度审视一件艺术品首先当以自我视角。古希腊艺术产生、发展和繁荣于古风、古典时期，主要是一种与城邦生活密切联系的公共艺术，可被冠以“城邦艺术”之名。城邦艺术创作的根本目的在于城邦意识的传递与公民精神的培养。
古典文献表明，伯里克利主导了城市建设工程，最终却遵循希腊传统以雅典城邦之名将其落成和敬献。围绕工程的开销和署名，雅典公民大会上甚至进行过激烈的争论。伯里克利又让公民参与到工程中，从而使工程成为雅典公民的共同事业。落成的项目成为雅典城的华丽装饰，为公民提供了美的公共空间。可见，建设工程维系了城邦的秩序与存在，帕特农神庙就是其中的重要项目。
帕特农首先是雅典的帕特农，因此考察历史上的帕特农，最可靠的视角就是雅典公民的自我视角。
雅典是帕特农式的雅典
在赞助者—受众相互关系的语境下，帕特农神庙的建设是城邦以艺术面向公民构建自身形象的行为。那么她想要向雅典公民展示怎样的城邦形象呢？这就需要对其艺术形式与图像内容进行全面分析。
艺术形式的分析。理想主义是古典盛期希腊艺术最突出的特征，这种风格在伯里克利时期的雅典发展至顶峰，以帕特农神庙为最高代表。帕特农神庙理想主义风格的外在特征是自我形象的美化和理想化，具体体现在人物面部和身体两方面。希腊古典考古学家奥尔嘉·帕拉姬娅对中楣浮雕评价道，自然主义意识在此被理想主义所缓和，所有人因此都被表现为神态平静的青年。在存世的南侧陇间壁中，无论在战斗中处于何种态势，拉庇泰人全都较为严肃而镇静。
就身体而言，极端、特殊的形体特征不被强调。所有人物的身体都是修长、匀称、优美的，身体结构精确，肌肉组织简单，动作自然、协调、轻盈。衣饰附着于身体之上，是表现结构与动作的重要手段。帕特农神庙雕塑中的衣褶抛弃了早期“严肃风格”的厚重和简约，开始变得精细而多变，整体风格流畅、潇洒、祥和。山墙雕塑中的人像衣褶风格更是被誉为“湿衣褶”。美国古典考古学家、艺术史家吉塞拉·李克特甚至认为此衣褶表现了来自中国的丝绸，但其说被其他学者否定。
就自我形象而言，帕特农神庙艺术的理想主义风格着力表现人物高贵的性格与美丽的身体，实质表现的是理想的雅典公民。
帕特农神庙的建筑及其艺术品规格庞大、形体巨大，细节繁复、布局复杂，材料珍贵、造价高昂。帕特农神庙地基规格为69.50×30.88米，超过此前希腊本土的其他神庙规模。英国古典历史学家罗宾·奥斯本认为，雅典人确实希望所建神庙超过宙斯神庙及希腊大陆的其他神庙，他们成功做到了这一点。雅典娜巨像的规格也是史无前例，学界一般将其高度估算为11米多。
与任何一座早期神庙相比，帕特农神庙提供了更多的观看内容和更为紧密的观看指引。美国古典艺术史家蕾切尔·寇塞尔指出，帕特农神庙是希腊大陆最为宏伟奢华、工艺精湛的神庙。根据古典作家的记载并参照小型复制品可知，雅典娜巨像及其底座结构复杂、做工精细。拉丁作家老普林尼赞叹到，作者如此精心地将作品哪怕最细微的空间都填充了。
在古风及古典早期，人们对精美的人像所做出的典型反应是“惊叹”。一件艺术品应该引起惊叹，而令人惊叹之物通常是光彩闪耀的。希腊艺术家通常用大理石、象牙、黄金等昂贵材料塑造这种效果。帕特农神庙是希腊世界第一座纯大理石建成的神庙。雅典娜巨像为象牙黄金嵌饰像。美国古典考古学家约翰·佩德利评价到，这个巨像的影响力是难以想象的，其效果必然是惊人的。
帕特农艺术所有这些宏大、丰富、昂贵的特征给观者内心造成震撼，从不同层面隐喻了城邦的伟大。
帕特农体现出对各种艺术风格的包容。不同的艺术风格或元素汇聚于此，和谐共存并相映生辉。
首先，爱奥尼亚风格元素融入雅典建筑。包括雅典在内的希腊大陆诸城邦的神庙采用多利亚式。公元前5世纪末爱奥尼亚元素融入雅典建筑的情况已经非常明显。帕特农神庙是雅典建筑中爱奥尼亚风格与多利亚风格结合的最佳范例。其主体风格是多利亚式的，但融入了大量的爱奥尼亚元素，包括爱奥尼亚式的卵锚饰，顶梁与檐口上的莱斯博斯式波状花边，瓦当上的爱奥尼亚式涡形饰和花状饰纹，多利亚式中楣上方环绕的串珠饰，最引人注目的是环绕正殿外侧的雕饰中楣。
其次，全希腊艺术家通力协作，艺术风格异彩纷呈。艺术建设的庞大规模、相对短促的建设周期以及本地艺术家数量相对不足，导致雅典必须从整个希腊广泛征召艺术家。艺术家来源的多样性导致同一主题下艺术风格的差异，其表现之一是早中晚期艺术风格的并存。帕特农神庙保存较好的南侧陇间壁中人物形象风格出现明显的时代差异。美国古典艺术史家李斯·卡彭特据此认为，在伯里克利时期的帕特农与旧帕特农之间还存在一座“客蒙帕特农”，此说在学界引起热烈讨论。
在帕特农，爱奥尼亚风格融入多利亚风格，新旧风格融合。这种艺术现象隐喻所有爱奥尼亚人的联合，以及雅典公民的团结。
图像内容的分析。雅典城的守护神雅典娜成为图像的中心，所有图像都致力于表达对雅典娜的赞美。东西山墙表现的分别是雅典娜的诞生及其与波塞冬争做雅典城守护神的斗争，而雅典人熟知这些故事。美国古典艺术史家马克·富勒顿认为，山墙图像的预期观众是谙熟那些哪怕是最细微的图像线索的“自己人”，而“外人”无足轻重。图像只是凝固的片段，但对于雅典公民而言，它的意义在于以一个片段提示整个故事，包括雅典娜的来源、她与雅典城的关系，以及她对雅典城的庇佑。
陇间壁浮雕表现的四场战斗看似与雅典娜无关，只是表现了希腊人与他者的斗争。希腊神庙内部的神像与外围图像联系密切，共同完成了一组有关城邦生存逻辑的叙事。神像作为神的具象体现形式，是城邦宗教情感的寄托，也是城邦的守护力量。周围的斗争题材图像提示城邦公民为保护自己的神而时刻警惕，随时准备战斗。
传统认为，帕特农神庙中楣浮雕表现的是当时的泛雅典娜节游行队伍。东侧中楣的“佩普洛斯袍场景”使对雅典娜的虔敬表现达到高潮。宗教在古希腊占据重要地位，因而虔敬被普遍视为美德。帕特农的图像充分表明了对城邦守护神雅典娜的虔敬，并在与希腊共同敌人的对比中强调这一点。
帕特农神庙的某些图像细节突破了一些希腊传统理念的限制，凸显了雅典城邦的优越性。中楣浮雕图像做出了空前的创举：在古希腊建筑的装饰空间中原本只属于诸神的位置出现了凡人。整个中楣160米长的浮雕带上，只有东侧表现了奥林匹斯12主神。诸神场景不仅与另外三侧凡人场景共处同一浮雕带，场景内部更是出现了凡人。诸神与雅典人和谐地生活在一起，表明雅典人极大地提高了自己的地位。
中楣图像还出现了192名骑手，这似乎与泛雅典娜节游行场景不符。巧合的是公元前490年马拉松战役中雅典阵亡战士的数量也是192名。英国古典艺术史家、考古学家约翰·鲍德曼认为，这些骑兵是为了纪念当年在马拉松战场牺牲的战士。正如公元前8世纪阿提卡墓地出土的大型随葬瓶以迈锡尼式盾牌和战车队表现“英雄式”死亡一样，帕特农神庙中楣也将身披荣耀的马拉松勇士表现为骑兵和战车的拥有者。依据此说，中楣图像实际上是在进行新的神化过程。
总之，中楣图像一方面将雅典人置于原先只属于诸神的位置，另一方面又对城邦的阵亡英雄进行了公开的神化和升格。雅典通过艺术以具象的形式和隐喻的手法，表现出自身对于其他城邦的优越性。
潘多拉作为希腊艺术题材出现的情况极其罕见，雅典娜巨像底座正面却有表现潘多拉诞生场景的浮雕。潘多拉的传说最初源自公元前7—前6世纪赫西奥德的诗歌。美国古典艺术史家杰弗雷·赫尔维特指出潘多拉不止一个，但有理由认为古典时期普通希腊人熟悉赫西奥德所叙述的潘多拉故事的梗概。“所有诸神都赠予礼物”这一意涵是艺术家所强调的。潘多拉出生并收到诸神赠礼的场景应该被视为一种隐喻，潘多拉本身应该被视为雅典的人格化，她代表雅典接受诸神的赠礼，从而使雅典成为受诸神青睐的幸运城邦。
“美丽的灾祸”这一意涵也是至关重要的。潘多拉具有美丽的外表，神人见了都感到震惊，而凡人则完全无力抗拒她的诱惑。“潘多拉之盒”被打开后，无数的悲苦和不幸飞出。如果说潘多拉的美丽隐喻了雅典的美好，诸神的“礼物”隐喻了雅典的幸运，那么“盒”则隐喻了各种灾难。潘多拉图像无疑意在表明城邦的脆弱性，并试图以此呼唤雅典公民保持危机感。
帕特农是雅典的帕特农，因此对她的解读当以雅典公民的视角。雅典是帕特农式的雅典，雅典城邦通过帕特农向公民塑造了自身的形象，向公民表明城邦是美好、伟大、包容、虔敬、优越的，同时也是脆弱的。如此的形象构建意在增强雅典公民对城邦的自豪感、归属感和危机感，强化城邦的凝聚力以应对挑战。城邦形象的构建是城邦教育的重要形式，而城邦形象构建的媒介也具有多样性。考虑到神庙在古希腊城邦中的重要地位，以及神庙图像对于城邦生活的象征意义，我们可以认为神庙是城邦形象构建的最重要媒介，而帕特农神庙则是古希腊以艺术构建城邦形象的最高成就。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