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之前的东亚地区，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先后系统地接受了中国儒学思想，形成了以中国儒学为核心的“文化共同体”。“四书”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一度成为日本、朝鲜、越南儒者的必读之书。其中，朝鲜和越南儒者对“四书”的接受往往以忠实“程朱注解”为荣，并将其视为不刊之论。与之相反，日本江户儒者对“四书”的接纳却呈现出继承、批判、解构等多元取向，形成了独特的“四书观”。因此，在东亚文明圈视域下考察“四书”的形成、发展及变迁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书”在中国的形成

　　考察中国儒学史，“四书”的形成过程始自唐代中期韩愈的“道统论”和李翱的“复性说”，继之北宋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张载的“太虚论”，程颢、程颐的表章“学庸”及“论孟并称”，最后定型于南宋朱熹之手。在此之前，组成“四书”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地位亦不相同。为什么《大学》《中庸》会被从《礼记》中抽取出来而与《论语》《孟子》合称“四书”？这与唐代中期佛教对儒学的冲击和儒者的回应密切相关。

　　儒学、佛教、道教并立是唐代思想文化的重要特征，但以经学为主的儒学与佛教相比明显存在着不足之处，一是儒学的相传谱系不如佛教精确，二是儒学在“心性”层面的建构有所缺陷，进而弱化了儒学的影响力。对此，韩愈及其弟子李翱开始弥补儒学的缺陷。韩愈仿照“佛教谱系”为儒学构建了“道统论”，即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孟子，力证儒学亦有薪火相传的谱系，由此促进了孔子和孟子、《论语》和《孟子》的并称。李翱发现，佛教的“心性论”提倡人人皆可成佛，具有极强的蛊惑性，但传统儒学中亦有谈论“心性”较多的著作，如《孟子》、礼记中的《大学》《中庸》等，只是未引起过多的关注或未从“心性”视角进行解读。因此，他围绕着《中庸》而作《复性书》，强调“克情复性成圣”的方法论，指出个人通过“修心”的方式而达到“至诚”的境界，就可成为“圣人”。儒学和佛学“人人皆可成佛”的终极目标高度一致，二者再无高下之分。《中庸》的地位被凸显出来，成为重要的儒学典籍。

　　继之，周敦颐、张载、程颐、程颢等人在“复性说”的基础上新诠《中庸》，不仅将“太极”“天理”等理学概念置于其中，还把“性”分为“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指出“复性”就是从“气质之性”复归“天命之性”，提出“中庸即天理”的核心观点。其中，程颢、程颐以韩愈《大学》的解读为根基，不但称其为“孔氏之遗书”，还更改《大学》原文及篇章顺序，强调《大学》的“三纲领”和“八条目”不是简单的道德说教，而是强调个人的“修齐治平”就是在探讨宇宙万物的本体之“理”，使儒学的道德修养具有了“本体”的旨归。与此同时，张载、二程等人更进一步提出“孔孟并称”和“《论语》《孟子》一体”的说法，并在新诠“语孟”的过程中阐发“仁义为性”“穷理尽性”“中庸之理”等理学思想。至南宋，朱熹在张载、二程的基础上，从理学视域对《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展开新的诠释，正式将它们合称“四书”，并在1182年到1199年间多次刊刻《四书章句集注》，标志着“四书”经典结构的形成。虽然在南宋理宗时期（1224—1264年），周敦颐、张载、二程及朱熹被配祀孔庙，理学的影响力激增，但“四书”并未获取官学的地位，直到元代仁宗时期（1311—1320年），“四书”成为科举考试的“参考书目”，奠定了其官学身份。

　　“四书”的形成意味着唐宋儒者成功地应对了唐代中叶以来佛教对传统儒学的挑战与冲击，使儒学世界观、方法论的短处被克服了，巩固了儒学的正统地位。重要的是，“四书”还伴随着中国文化的影响力而流传到朝鲜、越南、日本等地，被当地儒者所接受，开创了别具一格的域外四书学。

　　“四书”在朝鲜与越南的流传

　　一般认为，“四书”大约在13世纪末期由高丽知名儒者安珦从元大都带回朝鲜，开启了“四书”及理学在朝鲜的传播之路。由于理学在稳定社会、培养人才以及排斥佛教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高丽（918—1392年）将“四书”增加为成均馆（最高教育机构）的教学内容之一。朝鲜（李氏朝鲜，1392—1910年）取代高丽后，不但延续了高丽的做法，还将《四书章句集注》作为科举考试的“经书”。于是，“四书”在朝鲜社会广泛流传，《四书章句集注》成为朝鲜人必读之书，理学亦成为李氏朝鲜五百多年间的正统学术。

　　在此期间，先后涌现出李滉（李退溪）、成浑（成牛溪）、奇大升、李珥（李栗谷）等理学大儒，特别是李滉和李珥二人，被后人称为朝鲜王朝理学界的两大高峰。他们通过深入研习《四书章句集注》，对理学的理解与领悟日渐加深，并各有心得。李滉认为，“理”是世界的本原，万事万物皆由“理”所派生，而“气”则从属于“理”，二者的关系是“理发而气随之，气发而理乘之”，并将其应用至人的“性情”关系，指出《孟子》中的“四端（仁义礼智）之心”为“理”之所发，故纯善而无恶，为“天命之性”，而“七情”（喜怒哀乐爱恶欲）则为“气”之所发，故有善恶。因此，“四书”的解读应侧重“理”的层面，突出个人的道德修养与格物穷理、克情复性之间的关联。与之不同的是，李珥认为“理”与“气”并无先后之分，二者的关系为“气动理则动，气静理则静”，而人的性情正是“气发而理乘”的结果，故“四端之心”“七情”皆为“气”之所发，若顺乎“理”则为善，反之则不善。在这一脉络下，“四书”的解读必须“气”和“理”并重，二者缺一不可，而道德修养正是使“气”顺乎“理”的过程，此为“四书”的核心内容。

　　事实上，无论是“主理派”还是“主气派”，朝鲜儒者的“四书”解读并未脱离或超越《四书章句集注》，只是解读的侧重点不同而已。他们所争之处实是理学的正统之争，皆认为自身的解读才是符合“四书”的原意，虽引发了“四端七情理气”之争，但却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四书”在朝鲜的流传，进而奠定了理学的主导地位。

　　与朝鲜的情况相似，“四书”在13世纪传入越南陈朝（1225—1400年）之后便得到官方的支持，在越南社会中广泛流传。后黎朝（1428—1789年）建立后，官方不但独尊儒学，还完善科举制度，将“四书”作为考试的重要内容，奠定了“四书”的官学身份，从而使越南的读书人多受“四书”的影响而启蒙开悟，更出现了阮秉谦、吴士连、黎贵惇等名儒。与朝鲜儒者不同的是，越南儒者几乎是直接继承了《四书章句集注》的注解，既无“主理”“主气”之争，亦无批判理学的实学取向，反而产生了把《四书章句集注》简化的《四书约解》，其目的是让“四书”通俗易懂，更适合学生学习经典。继之的阮朝时期亦是实行科举取士，“四书”为其中的必读之书。

　　这意味着，朝鲜儒者和越南儒者对“四书”的接受、吸收以忠实程朱注解为荣，以理学的正统自居，即使是朝鲜儒者的“理气”之争，亦未超越理学的范畴。所以说，朝鲜和越南的“四书”主要是中国“四书学”的翻版与承袭，在思想层面并无太多创见。

　　“四书”在日本的变迁

　　对日本而言，“四书”传入的时间亦在13世纪，但最初流传的范围仅限于僧侣之间，这一情况直至17世纪的江户时代才发生改变。由于德川家康亟须在幕府成立的初期“正名分”“稳固统治”，于是德川家康选择儒学作为维护统治秩序的理论支撑。由此，程朱理学（主要是朱子学）开始在日本盛行，先后涌现出京都朱子学派（藤原惺窝、林罗山等为代表）、海西朱子学派（安东省庵、贝原益轩为代表）、海南朱子学派（谷中时、山崎闇斋为代表）等，彰显了江户朱子学的强大影响力。重要的是，与朱子学有着重要关联的“四书”亦随之流行，成为江户民间启蒙教育的必读之书，不同学派的学者们多受到“四书”的影响而启蒙开悟。

　　然而，江户时代却发生了古学派解构“四书”的学术事件，这一情形在“域外四书学”中实属罕见。伊藤仁斋与荻生徂徕为古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以“反理学、复古学”而著称，主张“尽废宋儒注脚”而重新注解“四书”，先后解构了“四书”。在伊藤仁斋的视域内，“人伦日用之道”是其古学思想核心，而《论语》和《孟子》则是“人伦日用之道”的载体。他以二书为参照，提出了“《大学》非孔氏之遗书”和“《中庸》部分章节为《论语》之衍义”的核心命题，认为宋儒加入《大学》之中的“格物穷理”之说，已经背离了“孔孟儒学”的本旨，而且从《大学》原文来看，宋儒最为看重的“明德”“格物”“致知”等皆未见于“语孟”二书。对于《中庸》，伊藤仁斋不只否定了程朱等人的新诠，更认为《中庸》为《论语》的“衍义”。因此，伊藤仁斋否定了“学庸”在“四书”中的重要位置，将“四书”结构直接变为“语孟”结构。与伊藤仁斋的“道论”不同，荻生徂徕的“道论”主要是圣人之道，又称先王之道，而能称为“先王”的只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七人，因为他们皆有“制作礼乐政教”或“安定天下”的事功。至于孔子，虽没有类似先王的事功，但其作“六经”传承“先王之道”，并通过教授学生而使先王圣人之道明于后世，故孔子可称为“圣人”，此外再无“圣人”。是故，荻生徂徕以“先王之道”解构了宋儒和伊藤仁斋的“孔孟并称”的做法，因为孟子不是圣人，他继承的也不是先王之道，《孟子》也难以与《论语》比肩。对于《大学》和《中庸》，荻生徂徕亦指出宋儒与伊藤仁斋的解读皆存有根本性的错误，背离了“圣人之道”的原旨。“四书”经典结构完全被荻生徂徕彻底解构，“四书”中只剩下《论语》一书能称为经典，可与“六经”并称。

　　显然，与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以及朝鲜儒者、越南儒者的“四书学”相比，日本江户儒者对“四书”的批判矛头直指宋儒构建“四书”的关键部分——“本体论”“心性论”等内容。从伊藤仁斋开始，荻生徂徕等人通过切身的体验而深刻意识到“四书”中的“格物穷理”“心统性情”等对“人伦之道”没有太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宋儒构建的“本体之理”，完全背离了基本的“人伦之道”。因此，他们的立论皆侧重于现实的、具体的“人伦之道”“治国之道”，彰显出江户思想的“实用主义”特色。

　　从东亚视域考察“四书”的形成、发展以及变迁过程，无疑可以摆脱“自民族中心主义”的束缚，不再是单独地考察中国、朝鲜、越南、日本的“四书”著作，而是以平等的眼光看待域外儒者的“四书”注解，既肯定中国对朝鲜、越南、日本的影响，又凸显其中的特性，从而使这一方面的研究更接近东亚“四书学”的真相。

　　（作者系东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