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新儒学于高丽朝后期传入朝鲜半岛（以下简称“朝鲜”），随后呈大发展之势。朝鲜王朝建立后，在其国王、众多贤臣的积极推动下，被其继承、改造的朱子学便居于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

　　《近思录》在朝鲜的本土化

　　《近思录》作为宋代理学的首选经典，被视为“圣学之阶梯”，得到历代众多学者尊奉。据现存《近思录》文献可知，在高丽恭愍王十九年之前，南宋叶采《近思录集解》（以下简称《集解》）已流布朝鲜。《近思录》传至朝鲜后也享受着“经典”待遇，朝鲜学者视其“为四子之阶梯，初学之关钥”。朝鲜名臣金汶说：“惟我殿下慨念世之学者……思欲广布是书以祛兹弊。”欲使“读《近思录》以识其门庭而不迷于所从”，积极抄写或刊印予以传播。

　　为适应其社会发展之需，朝鲜重刻或抄写来自中土的《近思录》文献，总体上保持其体例、内容不变，如朝鲜宣祖三十二年姜沆笔写本、英祖二十九年广州府刊本等。此外， 朝鲜还利用活字印刷技术实施本土再造，对于辑录了南宋诸儒之说的叶采《近思录集解》，朝鲜多是直接拿来重刻或用活字印刷。现存韩国的叶采《集解》系列版本不少于39种，约占其现存《近思录》系列文献的21%。朝鲜王朝在14世纪后用金属活字或木活字来印刷《集解》之类文献，至今《集解》朝鲜活字本仍有十多种存于东亚各地。

　　为给中土传入的《近思录》文献再续生命，使之适应异域他乡的社会文化环境，朝鲜尤重通过续编、仿编、讲论、札记等形式来加强其本土化建设。

　　建构续编仿编本。朝鲜朱子学者谨遵《近思录》编纂方法与体例进行了续编仿编，意在保持该书原有的编撰宗旨、结构体系。此类新造文献，或专集中国理学家语录，如韩梦麟考虑到朱熹著述篇帙浩穰，“学者不能遍观而尽识”，于是从《朱子节要》《朱子学的》中采辑语录编成《续近思录》。或兼取中、朝理学家思想资料，如李汉膺编辑南宋朱熹、张栻、吕祖谦，以及本邦李滉的语录而成《续近思录》，倡导“近思之学”，将李滉地位抬升至与东南三贤同一层级。或专集朝鲜理学家论说，如宋秉璿认为本邦赵光祖、李滉、李珥、金长生、宋时烈的著述，广大宏博，因而仿照清初汪佑《五子近思录》体例编《近思续录》，将其书视作《四书》《近思录》的羽翼。

　　编撰辨疑注评本。朝鲜王朝中后期的学者针对叶采《集解》“尚有不能详明者”，“复搜宋儒之论，参订东贤之语，随得随札”，注释时敢于批判。如李瀷担忧家塾子弟不能见到《近思录》“意趣”，“辄加笺解”，编成《星湖先生近思录疾书》。金长生、郑晔、李宗洙、南子皜、林翰周、李汉膺、柳鼎文等结合自己多年的学术积累，撰写有此类注释本，其中对叶采《集解》进行了质疑、辩论，展示其认知。

　　产生问答类、札记类文本。朝鲜以《近思录》为对象进行问答、讲论而形成的文本，是在该文献基础上的升华与提炼，是一种较高层次的本土化建设。围绕此类文献，朝鲜国王与臣子间有廷对讲论、学者间有往复说辨，如李滉《答某某问目近思录》、柳栻《近思录注疑往复说辨》、赵承洙《叶注记疑往复说》等。还有学者在研读《近思录》及其著述后，将自己的感知、心得或疑惑用汉字进行札记。

　　仿编《近思录》文献是深层次的本土化成果之一。如李瀷、李汉膺、韩梦麟、任宪晦、宋秉璇、朴泰辅等，仿照蔡模、高攀龙、汪佑、张伯行等人，辑录中国、朝鲜儒者的论说，既据朱熹所建纲目体系为本邦求学《近思录》建构阶梯，传扬朱子学，又在入道阶梯中融入其民族主体意识。相较于日本，朝鲜学者所建构的仿编本明显偏多，受到宗主国影响较深。

　　对叶采《集解》的批评性再注释犹有崇敬之心。在“望道唯凭性理书”的朝鲜时代，国王、群臣（兼学者）长期尊奉《集解》。随着其本土朱子学家的成长、成熟，他们有意将本邦朱子学者的语录论说适时运用于仿编本、注本建构之中，形成以本邦朱子学家思想资料为主体的本土文献。李朝中后期学者对叶采的部分注文表示疑惑，引本邦儒者论说予以佐证，指出其未稳、未当、不衬切、恐误，字里行间却包蕴着商讨口吻、谦恭之意。

　　朝鲜君臣也是本土化《近思录》文献的再造者、传播者。李朝太宗主导铸造活字，刊行了《性理群书句解》，现存太宗十五年平壤府刻本、甲寅字活字本，便是“圣君贤相，同寅协恭，为世道虑”的结果。李朝世宗继续铸造活字，印行《近思录》，以便民众“识其门庭而不迷于所从”，深入体会“近思之学”的精髓。因为研学《近思录》可发挥其格君心、重世教的功用，故君臣常常在朝堂之上讲读《近思录》文献，李朝《近思录讲义》就记录了正祖五年于摛文院讲《近思录》的情况。

　　朝鲜朱子学者在推进本土化建设上发挥了重大作用。李退溪尊崇朱熹而编《朱子书节要》，对朝鲜学者仿编《近思录》产生了很好导向。他们也继承发展了语录体文献编纂方式，以一问一答或一问多答的方式将诸家论说进行编撰，形成问答类文本。如赵承洙《近思录问答》，是纯祖三年柳敬夫、南子皜、赵子希、赵完之等人在青龙寺递读《近思录》的记录，且此类讲说文献甚多。

　　《近思录》在朝鲜本土化的学术意义

　　朝鲜《近思录》文献本土化，浅层次再造多是雕版重刻、活字印刷、抄录，深层次建构多是仿《近思录》新建本邦文献，或进行评议，或讲论宣扬以传后世。其本土化的手段不外乎刻、印、编、讲等，形成的文献既有中国理学思想文化内涵，又有其本土文化精蕴。朝鲜《近思录》文献本土化成果所蕴藏的学术意义不可小觑。

　　《近思录》文献本土化结果解决了朝鲜无性理之学文献可依从的困境。朝鲜本土化成果的内容，或将中国理学家、本邦朱子学家的论说文字合编为一书，或专门集录本邦大儒的语录论说为一书，或记录自己读《近思录》心得，或辑录本邦学者、君臣讲论的成果等。所建构的本土文献成为其优秀思想文化遗产之一。

　　以中国《近思录》为源头的朝鲜本土化建设，是史上华夏与朝鲜友好相处、思想文化不断交流的结果。史上中国与周边国家往来密切，宋代以降，中国与朝鲜的宗藩关系，使得朝鲜社会的学术思想不断与宗主国发生共鸣，在建构本土《近思录》文献时又欲彰显本邦朱子学与程朱之学的关联，故而此类文献是其本邦国情、民情的反映，又不断充实着东亚理学文献的整体建设。

　　朝鲜本土化的《近思录》文献是东亚儒学史上丰厚思想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可为东亚地域政治、文化的交流提供纽带。朝鲜本土化文献建设，基本上是用汉字书写、刻印，与其印刷技术、朱子学文化相融合，是其民族智慧的展现，呈现出朝鲜朱子学发展的历史本色。相较于日本，朝鲜对程朱之学的接受方式、民族心态、学术取向有其特色。其本土化文献建设，对朝鲜社会产生过重要影响，也推动了其文明的进程。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仿编《近思录》文献整理与研究”（20BZX059）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苏州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