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数字化的不断推进，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让人们日益感受到算法的威力。很多事情似乎都可以交由智能系统去处理，我们的生活可能越发被智能系统所安排、被算法所支配。从某种意义上说，算法就是一种选择，因此有的被突出，有的被忽视、轻视或遮蔽；算法也是一种分类，因此主流与支流、善与恶、美与丑、有价值与无价值，可能在既定的算法中被安排了。由此可见，算法是关乎人的生产方式的，是有利害关系的东西。实际上，不仅是算法，文字本身就是人类思考世界的工具，不同的文字就是对世界不同的表达方式。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曾说：“文字的使用是文明伊始的一个最准确的标志……没有文字记载，就没有历史，也没有文明。”有了文字就有了文明，而不同的文字从一开始就参与塑造了不同的文明，文字的差异往往是文明差异的显性标志。
语言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工具，也可以说是人类知识生产的算法。语言让人成为思想在先的存在。人的实践活动创造了语言，语言又赋予了人类特有的文明创造能力。借助语言的力量，人的实践活动具有了思考的维度，逐渐不同于其他动物的本能反应，而是如《周易》所言：“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如果说语言是人类知识生产的算法，那么不同的语言就是不同的算法。在不同的语言中，存在具有微妙差异的文化立场与情感，以及不同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这正如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所说：“语言的有机结构——即抽象的语言本身，撇开其目的不论——强烈地左右着民族的热情。”
首先，不同的语言因产生演化的时空条件不同，往往具有不同的价值预设，这种预设成为语言的元规范。可以说，不同的语言承载着种族、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发展程度、社会和谐等方面的差异，影响着人们对很多事情的判断。思想文化术语产生于人类关于生产劳动和生活世界的理解与探索。人类的不同文明各有其特点，这些特点也反映在其语言、文化传统、思想和观念上。面对不同自然条件的挑战，生存在不同地域的民族在生产和生活形态上就自然而然地有了差异。语言一旦产生差异，对后来的知识生产就会产生不同的效应。
其次，语言与文明的发展密切相关，而人是不同文明的文化塑造的。巴格比（Philip Bagby）认为，“一个人的内心最深处的欲望和信仰，主要是由他受到的教诲，和无意之间从同伴处吸取来的东西所塑造的”，“正是他所讲的语言，把某种明确限定过的对境况的思考模式强加给他。他不可能逃脱这种影响，因为他对这影响中的大部分是未加察觉的”。而语言所表达的民族文化样式、行为习惯和精神特质，反过来又阐释、维护、强化着其赖以出现与发展的特定生产和生活形态。比如，古代中国以农业为主，必须靠一定规模的水利工程才能保障民众的安全和生产，因此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秩序，所以就有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特点，即强调语言中家庭、群体、秩序、合作、和谐、责任等方面的术语表达。在漫长的历史中，由于生活和语言表达的特殊关注，中国也就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文化传统和思想理解结构，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就是这种传统和思想理解结构的结晶。
再次，语言形式差异对人类社会发展样态有很大的影响。不同的语言构造形态，会对人的思考习惯或思维方式造成前提性影响。巴格比认为，“我们语言的语法和句法依赖于一种无意识的前提，即将体验划分为各个范畴，而这些范畴又互相联系。我们自己的价值植根于我们的语言之中，而我们的语言是我们描述异己的观念和价值的唯一工具”。一种语言描述另一种语言境遇中的事情，必定以植根于这种语言的价值折射性地表达该语言境遇中的事情，从而在无意识中就出现了曲解的效应。用一种语言去理解另外一种文化现象，则可能把语言中内在的理解赋予其观察的文化现象。因此，我们需要对这种曲解效应加以关注，时时小心谨慎以防止陷入语言陷阱之中。语言的逻辑关系表征着事物的秩序或变化规律。文字的排列展现着人们对客观世界各种现象的理解，这种理解来自对客观存在的认识并形成了某种主观的逻辑结构，反过来人们又将这种结构赋予客观世界。
最后，人的社会关系往往是靠语言构建起来的，语言一旦形成也会影响人们对社会关系的理解。巴格比认为，“不同语言的不同语法结构反映了不同的观念，即不同的划分范畴的方式及不同的体验的内在联系”。他发现，英语中的时序语法“似乎完全不适合印度文明。印度人更乐于全然不顾时间而喜欢不变的和永久的东西”。与之类似，中国人很容易理解“和而不同”的价值，但是英语世界的人却难以理解其真实意义。巴格比认为，“有许多通常被认为是种族的差异的证据，不同民族间的形形色色的特征，在事实上就是文化”。而文化则是通过语言延续的。比如，中国人在气质上“宁静、温和性情的倾向”，就是通过语言传递的文化遗传现象。巴格比认为，“这可能有助于我们解释他们文化中相对高层的、置于忍让、和谐、恬静中的价值观”。中国人讲究和为贵，而美国人则强调博弈取胜。因此，一旦把大国竞争的立场确立下来，就成为美国看待中国的一种框架性算法。所以，无论我们如何解释，都无法缓解美国人的战略焦虑。当然，中美关系不仅仅是语言问题，但语言的不同既规定着双方对对方理解的不同方式，也规定着双方对解决矛盾最佳方式的不同理论。
总而言之，语言是人类知识生产的算法，不同的语言可能生产出不同的知识，这尤其反映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不同的语言具有不同的思维算法，因此语言的多样性也可以促进思考的多样性。罗德斯（Pablo Rosillo Rodes）认为，语言也是有意识形态的，语言意识形态有助于研究人员了解不同文化社群语言使用的特点，包括社群对特定语言形式的共同认知、价值预设及情感感受。当然，罗德斯是从积极的作用去理解语言意识形态差异带来的多样性，我们也应该注意这种差异导致的消极作用，从而更加全面地理解语言在知识生产中的作用。不仅不同的民族会有不同的语言算法，这种算法甚至会因为语言用法的差异而产生不同的效应。实际上，不同的制度和立场产生了不同的算法。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伴随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就汉语汉字对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及其延续而言，其意义是非凡的。要维护我们国家的统一和文化安全，我们就不能忽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安全与发展。
（作者系“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专家委员会主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