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唱和诗歌的高峰一直被定位在唐宋两代，这一观点有望随着明清唱和诗集的全面整理与深入研究而得以改变。据巩本栋《唱和诗词研究——以唐宋为中心》统计，存世的唐、宋唱和诗集共有45种（含诗词合集），然多数已非足本。与唐、宋两代相比，明代唱和诗集数量庞大，经眼者约有150种，且多为完帙。量的积累带来质的变化，在勾勒唱和诗史、还原唱和现象、辨析唱和文体、构建唱和理论方面，明代唱和诗集更具文献优势，更能全面客观地反映唱和诗歌的发展成就。作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明代唱和诗集的研究应围绕以下三个方面重点展开。

　　加强文献整理

　　保证一定规模的文献问世是文学研究的基础。汲取以往经验，明代唱和诗集的文献整理应坚持“影印为主、择优点校”的原则。影印本应避免重复。四库类、丛书集成类、《明别集丛刊》《明代诗文集珍本丛刊》等大型丛书已收者，无需重复影印。应力求善本及孤本。如通行本《西曹秋思》为清抄本，辛德勇指明此书尚有明刻本存世，内容更优（《记南明刻本〈西曹秋思〉》）。《张文僖公和唐诗鼓吹》，《百川书志》著录为“十卷”，天一阁存此书一至五卷，为海内孤本。海外的中国文献也要极力搜求。像王应遴的《自儆诗倡和》存于日本，邹缉等人的《北京八景诗集》朝鲜刊本存于韩国，国内未有藏本，为学者所盼。

　　点校本的出版也须同步开展。目前，先后出版并值得称道者有衷尔钜辑注的《元元唱和集》（收入《陈元赟集》）、周书田校辑的《东山酬和集》（收入《柳如是集》）、青州历史名人研究会编的《海岱会集注释本》、赵季辑校的《皇华集》、杨镰和张颐青整理的《金兰集》、姜维东和黄为放整理的《黄洪宪〈壬午皇华集〉校注》等，数量不多，远不能满足研究的需要。未来，点校本整理应以学术性为主、普及性为辅，选择特色鲜明、底本优良者，循序推进，力避贪多求快而粗制滥造。

　　汇编序跋、撰写提要，也是文献整理的重要环节，其意义正如古人所说“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文献整理是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离不开精当的考辨。《中国丛书综录》在不察之下将《唱酬余响》《袍泽遗音》这类名实不副者收入“唱酬之属”，难免贻误后人。

　　深化文学研究

　　任何文学现象都有研究的价值，然其主要内容不外作家研究、作品研究和作品集研究三项，其共同目标在于求“同”见“异”：既审视它与前代之“同”，又抉发它与前代之“异”。

　　就“异”而言，明代唱和诗集有以下优势。第一，题材内容上，此期不乏前所未有者。如有明一代文臣出使朝鲜留下了与朝鲜文人唱和的二十四部《皇华集》，成为继唐代《松陵集》、宋代《西昆酬唱集》之后文学史上的又一唱和大作。再如，狱中唱和、病中唱和、贬谪唱和、祝寿唱和等，在明代都开始结集，为前代所罕见。就算是同一题材的唱和，明代也因资料丰富而拥有更多的阐释空间。例如，君臣唱和，唐宋时期已有专集，今无足本存世。反观明代，世宗朝就有《宸翰录》《宸章集录》《辅臣赞和诗集》《翊学诗》《咏春同德录》《咏和录》等多部君臣唱和之作，前三种还完整地保存了下来。较之单篇的“诗”，“诗集”的研究覆盖面更广，其结集方式、编纂原则、编排体例、版本源流等都是研究的重点，而其更大的价值则在于为还原唱和事件本身提供了可能，足以进入到“过程”的文学史中。例如，凭借《影园瑶华集》《南园花信诗》《黄牡丹状元故事》及冒辟疆《同人集》等唱和集就可完整地还原出番禺人黎遂球参加影园唱和与南园唱和的来龙去脉，一段情节生动的晚明历史“故事”就呈现在了读者眼前。

　　第二，在文学批评、文化思想上，此期亦可睥睨前代。明人对文学的看法、对唱和的理解集中体现在唱和集的序跋、评点、注释中，其中又以评点本最为珍贵。例如，胡缵宗的《拟涯翁拟古乐府》，四库馆臣记曰：“缵宗游李东阳之门，乃取《东阳古乐府》二卷，以次属和。立题指事，率由李东阳之旧，亦间有所厘正。凡一百八首。太康张光孝为之评，而其弟统宗为之注。”（《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六）既有评、又有注，这是前代唱和诗集很难见到的史料。再如，叶廷秀与卢世唱和的《德濮就正录》以夹批、眉批、圈点的方式，直观反映了唱和者之间评诗、改诗的现象。叶廷秀诗《和律三十首》其三曰：“云石溪头闪一窗，夜深点易坐孤釭。道从一画传今古，人惟至诚动海江。穷苦虞乡劳著述，乱离杜甫思家邦。年来初玩乾坤卦，静里扪心未易降。”卢世将“坐”圈为“对”、“思”圈为“念”，在“乱离杜甫思家邦”一句上批点“我思古人”四字。类此诸多点评，对研究相关诗人的批评观念、审美旨趣皆极具启发。

　　第三，唱和文体方面，此期也占有绝对优势。明人把大量追和、联句之作结为专集，为研究这两种特殊的唱和文体提供了便利。总体看来，明代的联句集不如追和集多，前者常冠以“联句”二字，颇具标识感，如《联句录》《联句私钞》《湖山联句》《广陵联句集》等，后者一般以“和某某”命名，也有大量例外者，如周履靖的《五柳赓歌》《青莲觞咏》《香山酒颂》《千片雪》等。明人中，像周履靖这种一人赓和数人作品者大有人在，《千顷堂书目》就著录了永、宣间张楷的六部追和诗集，今天所能见到的只有《和杜诗》一种。明人追和的对象很多，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大家之外，元代中峰和尚的《梅花百咏》七律备受关注，至少有二十人次追和，王达、骆象贤、朱权、朱有燉、于谦、魏复、敖毓元、周正、童琥等人皆有专集存世。需要注意的是，今存署名中峰的《梅花百咏》有七律和七绝两种，追和七绝者远不及追和七律者多；而关于《江南春》究竟是诗是词的争议，从明代至今一直没有止息。凡此争议之处，皆是推进唱和文体研究的突破口。

　　此外，不同媒介及文本形态的唱和诗也不容忽视。手卷、画卷、扇面、石碑、木板等皆留下过明人的唱和诗歌，对研究唱和诗的生成、演变、传播、接受及不同门类的艺术样式皆有助益。凡此种种，都是明代唱和诗集“异”于前代的地方，其现象及原因皆有待深入考究。至于明代唱和诗集可为考索作家的姓氏字号、生平履历、集会交游、心态思想等提供线索，则是其“同”于前代的地方了。

　　注重文化阐释

　　唱和不仅是文学现象，还是社会现象、文化现象。很多问题只有从文化学角度切入才能迎刃而解。例如，文人结社是明代文学的显著特征之一，大量唱和诗集同时又是社集，诸如《西湖八社诗帖》《武林怡老会诗集》完整保存了社序、社友、社地、社约、社诗等信息，对深度认识唱和与结社之关系大有裨益。再如，对外交流也是明代唱和诗集结撰的动因之一。二十四部《皇华集》本身就是中朝文化交流的产物，它的生成有特殊的政治文化原因，抽掉这些原因，就会发现，它在之前不会出现，在之后又难以为继。此外，如陈元赟与日僧元政唱和的《元元唱和集》，虽带有作家个人创作的偶然因素，也是东亚文化交流的必然产物。

　　又如，复古思潮也或隐或显地影响着明人唱和。从明初周南老和高启的《姑苏杂咏》到晚明毛晋的《和古人诗》《和今人诗》《和友人诗》，复古思潮不止、明人唱和不休。研究追和类诗集更应留意明人这种拟古、复古心态。

　　此外，地域特色在此期的唱和集中也有体现。翻检明人唱和诗集，以地名、风景命名者俯拾皆是。文人雅集唱和或择山水胜地、或选通都大邑，诗以地名、人以诗传，通过统计分析与定性研究就能见出其背后的“江山之助”。

　　再者，明代诗人中不乏史学家、哲学家、书法家、画家者，多重身份决定了他们的唱和诗作更耐人咀嚼。晚明理学家黄道周精研《易》理，著有《易象正》《三易洞玑》等，他狱中唱和的《西曹秋思》颇多占卜类意象，像“茅莼握卜千金数”“却为龟灵龟自枯”等句就绝非出于虚构，不了解他的易学思想，就很难把握这些诗歌。谢承祐的《复初山人和陶集》从一名道学家的视角追和陶渊明诗，在整个和陶史上都别开生面，它的出现与明代理学思潮的大行其道有关。

　　总之，明代唱和诗集较之前代出现了更多新变。以文献为基础、以文学为本位、以文化为视角，必将推进唱和文学的研究，从而建构出新的学术话语与理论体系。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明清唱和诗词集整理与研究”（17ZDA25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