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一直是大众关注的焦点，作家笔下的教育叙事既可以反映社会热点，也能折射作家对教育的思考。毕飞宇曾不无遗憾地说过：“我一直没有能够实现自己的一个宏伟愿望，那就是写一部像模像样的教育小说。”其实，综观毕飞宇的创作，我们不难发现，他的很多作品涉及教育问题，包括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以及社会教育等，探讨的问题非常严肃并发人深思。

　　家庭教育作为教育的源头，发挥着启蒙作用，在整个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家长是孩子成长过程中最早的启蒙者，他们的一言一行和教育方式深刻地影响着孩子。毕飞宇不止一次地说过，母亲是他的启蒙老师，他在作品中也塑造了作为孩子启蒙者的家长形象。《彩虹》中的虞积藻和老铁是“桃李满天下”的大学教师，更是家庭教育的成功实施者。在他们的影响下，三个孩子从小就“个个学习好，喜欢读书”，长大后也都事业有成。《马家父子》中的老马是恢复高考后第一批进京读书的人，儿子马多的说话和发音都是他启蒙的，他将儿子视为自己的命根子，给予儿子最好的关心和照顾，而马多在学习上的表现也很争气。

　　毕飞宇一直强调人的尊严，包括年幼的孩子。他在小说中批判了那些不顾孩子感受而独断专行的家长，他们完全无视孩子的喜好，只是根据自己的个人意志为孩子设定未来的发展蓝图。但是，蓝图毕竟只是一种构想，当实践的主体发出反抗时，疼痛就不可避免。《写字》中的“我”在操场上用乱写乱画发泄对父亲独断专行的不满；《大雨如注》中姚子涵淋雨后精神失常，满嘴英文。这些家长试图用自己固有的理念去影响孩子的成长，然而其独断专行做法只会造成孩子的逃避和反抗。这种独断专行只能带来难以想象的伤害，不管对那些自以为是的家长还是被逼无奈的孩子，都是如此。

　　毕飞宇对学校的语文教育问题特别关注，在《沿途的秘密》中较为详细地阐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他认为，语文素质教育要让学生能够丰富自己、表达自己，在尊重生命、尊重个体的基础上合作共建。在教学中，教材的重要性远远不及教师。一个语文教师起码是一个人道主义者，这是一个底线。只有这样，教材的意义才会显示出来。在学生的作文面前，老师不能太“好为人师”，教师如何批改作文，将对学生的表达欲望和心态产生重要影响。在小说《写字》中，他把这种自由表达的欲望写得情趣盎然：“我的字越写越大，越写越放肆。我甚至用跑步这种方式来完成我的笔画了。整个夏季空无一人，我站在空旷的操场上，一地的汉字淹没了我。那些字大小不一，丑陋不堪，伴随了土地的伤痕和新翻的泥土。但是我痛快。我望着满地的疯话——心中充盈了夏日里的成就感，充盈了夏日黄昏里兼有痛感的喜悦。”

　　社会教育是一种更为广泛的教育，是对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在《为我的孩子而写》中，毕飞宇希望孩子们生活在一个淳朴自然的天地里头，能够健康快乐地融入周围的人群之中。“我愿意看到这样的景象，每一个人都像棕榈树的叶子那样，舒展、自然、常绿，在风中自由自在地呈现自己的模样。不要为了证明自己是‘最好’的叶子，拼命地指责别的叶子没有到天空去翱翔。”因此，他经常将目光超越家庭、学校而投注于社会，从更为宏观的视野来观照教育问题，创作了诸如《哺乳期的女人》《哥俩好》等作品。毕飞宇以犀利的笔触批评不当的教育给孩子们带来“伤害”，从而引发巨大的“疼痛”。他通过小说告诉我们：教育的主导权或许在于教育者，但是教育发挥作用的根本因素却在于受教育者自身。

　　毕飞宇作为由先锋派转入现实主义的作家，极具现实关怀，对教育问题有着自己独特的思考。其丰富的见闻和多年的生活经历，加上独特的叙述方式和艺术手法，使其教育叙事表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对于毕飞宇来说，他的生活几乎从未离开过教育。他的父亲、母亲、大姐、二姐都是教师，毕飞宇小说中关于家庭教育的叙述很大程度上来自他自身的经历。从师范院校毕业后，毕飞宇又在南京特殊师范学校从事多年教育工作，对教育活动有着清晰的理解与认识，对校园中的人、物、景非常熟悉，其作品中关于校园的描写真实、细腻而又深刻。比如，《玉秧》对师范学校的环境描写、学生渴望得到关注的心理以及老师们的种种表现，令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毕飞宇小说中的教育叙事并非纸上谈兵，而是其多年经历结合艺术创作的结果。他为读者展示了多样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模式。其中，学校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具有严密的组织结构和制度；学校教育弥补了家庭教育的不足，使其更成体系，目的性更强；社会教育丰富了学校教育的内涵，使人的发展更加全面、综合。毕飞宇的教育题材书写是其现实主义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从自己的生活体验出发，描绘了一幅幅真实平常的教育图景，揭开了现代教育的层层面纱，以期引起社会的共同关注。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