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多样、规模不定、等级有别的各种文学会议既是当代文学的鲜活内容，也是中国文坛的特有制度。它们包括举国模式的文代会与作代会、文学专题研讨会、文学评奖会、作品讨论会、内部学习等。这些会议各司其职，同时又互相补充，它们建构起来的会议体系，成为引导当代文学生成与嬗变的“隐形之手”。对处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创作而言，这些会议对“优秀作品”的认定，以及赋予获奖作家丰厚的资本，虽说不能完全起到确立标杆或引领创作的效应，但或多或少会对作家的创作行为产生作用。因此，在中国当代文坛，文学会议的功能与影响不容小觑，甚至可以说，中国当代文学史也近乎于一部当代文学会议史。
发掘历史影响 拓展研究空间
学界对当代文学会议的论述，大致始于20世纪80年代个别文学史著述。如《中国当代文学》（王庆生）、《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朱寨）等，均设有专门章节谈及文学会议。他们的论述大多聚焦于会议过程和内容的梳理，及对其文学史价值作出评判。这些最初的研究文字虽不乏“笼统”之感，但对当代文学会议的学术史而言，无疑具有重要的开启意义。它使当代文学会议不再仅仅是“我国文艺运动从此进入了一个新历史时期”“为繁荣新时期的文艺起了重大作用”等几句话可以概括的文学事件，而开始成为研究者可以进行具体解读的研究对象。
20世纪90年代以降，随着学术思维的拓展与文学“外部研究”的重启，当代文学会议受到学界更多关注。文学史家对文学会议重要性的认知进一步深化，文学史叙述中会议的篇幅也越来越大。与此同时，单独研究文学会议的成果开始陆续出现。这里面既包括一系列业已面世的理论性成果，也包括一些至今尚未公开发表的博士学位论文。慢慢地，学界开始出现了一支汇集老中青三代学者的文学会议研究队伍，主要人物有洪子诚、程光炜、李洁非、王本朝、黄发有、郑纳新、王秀涛、潘娜、张霖、邓小琴、吴自强、胡慧翼、王广锋、徐玉松、肖进等。近些年来，随着当代文学研究“史学化”趋势的日渐浓厚，有关文学会议的各种史料被不断发掘与出版。这些史料有的出自当事人当时的亲笔记录，有的是他们事后对会议的回忆或追述，有的则是后来者整理出版的会议内部资料以及对资料的解读。而刘锡诚、徐庆全、陈徒手、陈为人、黎之、袁鹰、涂光群、束沛德等一批文艺工作者先后推出的部分纪实性文献，也为当代文学会议的研究提供了不少鲜活的内容或史料线索。
整体而言，目前有关当代文学会议的研究主要体现为两个维度。一是对文学会议报以文学史的眼光，注重发掘文学会议之于文学史分期、文学格局重组、文学创作转型等的复杂影响。这种成果体现着研究者对当代文学会议史学价值的深切认同，在对会议的背景、内容和形式等进行细致研究的过程中，揭示文学会议与文学流变之间的逻辑关系。这种研究为当代文学史的叙述提供了文学会议的视角，同时也为我们理解不同时期文坛的诸多现象开启了一种新的思维。二是将某些文学会议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对会议的某个具体问题作出专门考察。这种研究源于学者对该文学会议本身重要性的认知，以及对其学术价值与研究空间的发现。“知识考古”是该类文学会议研究的常见范式，鲜活的“现场呈现”是其亮点。研究者在对大量史料的搜集、甄别、勾连与分析之中，打破了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概念或知识，提醒我们关注会议本身的复杂性及重要性。
然而，受资料的稀缺零散以及话语场的错综交织等因素的制约，目前学界关于当代文学会议的研究总体而言仍不够活跃和突出，不仅颇具规模的研究格局尚未形成，更重要的是富有学术史价值的研究成果并不丰富。具体来说，它大致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叙述”的成分远远大于“研究”的内涵。不少相关研究把文学会议作为一个有情节的事件加以叙述，而未把它切实当作一个有价值的对象加以研究。史料往往被作为单纯的故事链条纳入事件的叙述之中，而对之缺乏必要的意义甄别与学术开发。故事元素多于理论探究、历史性概述大于现实性发现、现象化处理胜于问题发掘，这是文学会议研究中经常出现的问题。二是研究活动仍处于某种“零碎”状态。现有研究往往针对会议某一具体的组织环节或理论问题而发，大都属于会议的局部研究，且研究活动也多各自为政，彼此间缺乏对话与协作，它需要“换代升级”，以避免文学会议研究的雷同性与学术创新的踟蹰不前。三是研究的视野与层次尚欠丰富。现有的会议研究多囿于文学史视野，颇为单一的切入视角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文学会议本身所具有的其他信息，降低了其包孕的学术含量。与此同时，目前学界对第一次文代会、第四次文代会、第四次作代会等大型文学会议多有用力，而对一些小型的但同样意义重大的文学会议，则缺乏应有的关注。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文学会议研究的立体化与多元化。
融合思想与史料 贯穿历史与当下
鉴于上述原因，笔者认为，未来当代文学会议研究可以从以下方面做一些尝试。
一是关于当代文学会议的“本体性理论阐述”，即正面回答中国当代文学会议“是什么”的问题。这种理论阐述的目标是努力搭建一个囊括身份、性质、功能、组件、历史等多个元素在内的文学会议知识体系，形成一套相对完整的关于中国当代文学会议制度性表述的理论话语。这方面的研究既要对当代文学会议作定格分析，将其沉潜下来的某些普遍化、本质性的东西加以提取与阐发，也要用一种发展的眼光，考察新中国成立前我们党领导左翼文学和解放区文学过程中组织召开的各类文学会议，对文学会议从现代到当代的制度化进程作出动态爬梳；既要深入会议内部，对其各种要素作微观的“切片观察”，发现其肌理构成与存在逻辑，也要将文学会议摆在国家发展的坐标体系之中，对其进行宏观的观照与分析，从而生成多维、系统的中国当代文学会议的知识与理论图景。
二是关于当代文学会议的“文学生成论”，即考察文学会议“怎样具体影响了文学创作”的问题。这种研究侧重于实践分析，其关键点则在于对文学会议与文学创作之间互动机制的发掘及其重要关联点的捕捉。既探讨当代文学创作在观念与方法层面上的“会议因素”，也挖掘文学会议对当代文学的生存境遇及发展演进的深层次关系；既考察会议的某些环节是如何具体转化为创作实践的，也联系当代文学体制的特性对这种转化作出制度性阐释。文学会议与当代文学方向、形态等的生成，文学会议与当代文学秩序的建构，文学会议与中国当代文学生产方式的确立，文学会议与当代文学生产力的释放等，是这部分研究可能的方面。这一研究联结表象与内里、历史与当下，通过对两者之间几组互动关系的动态阐发，厘清当代文学会议在“文学生成”方面的运作机制。
三是关于当代文学会议的“个案研究”，即深入发掘部分重要文学会议的特殊性及其学术内涵。这种研究可在两个方面尝试做些拓展：一方面，对屡被文学史提及的重大文学会议（如第一次文代会、第四次文代会等），可以规避当下零打细敲式的做法，通过全方位考察会议的酝酿发起、代表产生、基调确定、报告（《祝词》）起草、大会选举、宣传报道、精神落实以及文坛影响等各个环节，开展一种全景式和系统化的专门研究，以充分呈现这些会议的学术价值。另一方面，对某些散落在历史河床中的专题性文学会议，需要我们进行打捞与照亮。这些会议在当时或引发了文坛的某种观念、现象与运动，或左右着一些作家的创作倾向，值得细细解读。这种研究兼及史料钩沉与理论阐析，既需要我们经由材料回溯、充实这些会议现场，也需要我们运用“联系”的眼光，揭示其被世人通常忽略的文坛效应乃至社会影响。个案研究的日渐丰富，也能让我们在比照中进一步看清当代文学会议的历史承袭与发展变革。
总之，作为当代文坛的重要元素，文学会议的研究需要学界更多的投入，也亟待形成敦厚而富有个性的学术品格。这种品格应包括思想与史料的融合、理论与实证的统一、整体与细部的并进、历史与当下的贯穿等元素。惟其如此，有关中国当代文学会议的研究才可能兼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与较强的现实意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当代文学会议研究”（12BZW11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