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今中外交汇的大背景中，作为一种外来的时间标记方式，“世纪”概念超越了单纯的时间层面，具有丰富的内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20世纪中国的社会心理和时代风尚，密切参与到中国现代化进程中。20世纪中国文学也受到“世纪”概念的影响，表现出新的特质。围绕这些主题，记者近日采访了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汪晖。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20世纪的中国，“世纪”的意涵不再局限于标记年代，而是附带了丰富的文化内容。您认为，“世纪”的观念对20世纪中国的社会心理和发展进程有哪些具体的影响？

　　汪晖：20世纪初存在着多种竞争性的纪年方式，这些纪年方式也表达着各自对时代状况的判断和社会政治理念。例如，康有为建议采用孔子纪年，与他的君主立宪主张和对中国、中国文化的理解密切相关；刘师培提出黄帝纪年论，与他的民族革命及国粹主义主张密切相关。世纪及其相关的纪年和时间单位在与其他纪年方式的竞争中，逐渐取得支配地位并取代旧的纪年和时间单位，为一种全球性的时空观在中国的诞生提供了框架。就直接的效果而言，这一时空观提供了一种共时性的坐标，将中西古今不同脉络置于一种比较性的关系之中，重构了历史叙述的框架。我们今天不仅生活在这一时空概念的世界里，而且在表述过去、现在和未来时，也几乎难以脱离这一时空关系。其实，这只是一个相当晚近的、曾经陌生的概念，如今已差不多成为一个或一套近乎自然的时空范畴了。

　　世纪的诞生是一个事件，一个基于具体时势的判断，一个渗入思想、文学、艺术、历史思维和我们日常生活的时空形态，从而不可能被单纯地计量为一个抽象的、可直接被计算的时间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古今中外交汇的大背景中，中国走出了一条独特的现代化道路。在您看来，有哪些因素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汪晖：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极其曲折和复杂，很难一言以蔽之。我们不妨对20世纪中国的两个独特性做一点观察。第一个独特性即革命国家建构过程中的断裂与连续。从19世纪晚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革命、民族运动、立宪政治与帝国的解体（俄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构成了世界的普遍现象。中国的情形也略有相似之处，但在剧烈的动荡和革命之后，中国不仅保持了自身的统一性，而且展现出新的生机。那么，如何解释持续而激烈的革命进程中，20世纪以前的中国与现代中国的连续性？

　　不同于法国大革命和俄国革命，中国革命难以用一个单一事件作为界标。“短20世纪”是一个漫长的革命进程。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对中国革命的经验做了最简洁的归纳，即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以及作为党的灵魂的群众路线。在文化领域则有新文化运动，深入基层、遍及大中小学的教育改革，以及对中外传统的吸纳、批判和创新。“中国人民”的政治主体性正是在这一漫长的进程中得以形成和壮大。没有这个漫长的革命和变革的进程，是很难理解第一个连续性的。

　　第二个独特性集中在冷战终结前后，中国走了一条独具特色的道路。这不是一个自然的连续过程，而是通过持续的自我变革甚至自我否定以创造连续性的过程。除了中国革命的深厚基础之外，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包含了许多值得总结的经验。20世纪中国有着通过革命、变革的方式创造自己连续性的能量和能力。这也是理解当代中国及其变迁轨迹的前提。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20世纪是否已经结束？它是否还存在着绵延的因素？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鲁迅研究到现代中国思想的研究，再到“世纪”问题的研究，您的研究领域在不断拓展和延伸。您觉得，文学在现代中国思想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世纪”这种新观念是否对20世纪中国文学产生了影响？如果有的话，这种影响表现在哪些方面？

　　汪晖：我早期的研究领域是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虽然此后主要从事思想史研究，但对鲁迅的理解和思考一直伴随着我的学术生活。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我经历了一个从20世纪往前追溯中国古代思想传统的过程，这一过程至今没有终止，但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出版之后，我又再度聚焦20世纪中国。对我而言，文学、思想和历史之间没有严格的分界，文学在20世纪的作用和位置完全不同于历史上的任何时代。我们如今习用的文学概念及其分类方法也几乎是20世纪的产物，梁启超对20世纪的最初思考产生于诗歌样式之中，第一份现代戏剧刊物《二十世纪大舞台》出版于1904年，鲁迅也在弃医从文的过程中展开了对20世纪的思考。新文化运动最为重要的成就是确立了白话文学的历史位置，并为此后文学与20世纪社会政治——尤其是大众性政治——的互动提供了条件。或许更准确地说，文学作为社会政治变迁的构成性力量是前所未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