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古代编中国诗文选本的批评观念
2022年03月21日 09:4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3月21日第2371期 作者:王成

  朝鲜古代编选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的中国诗文选本。这些选本强调辨体,探讨中国文学发展嬗变历程,体现出独具特色的文学批评观念。研究、探讨这些观念,对于分析朝鲜古代文人对中国文学的认识,了解中国古代诗文作品在朝鲜的传播和接受状况均有一定意义。

  呈现选家文体意识

  “文章以体制为先”的辨体意识不仅是古代文体学研究的基本起点,也是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内容。以辨体为先也是朝鲜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原则,在朝鲜古代编选的中国诗文选本中有鲜明体现。

  最为直观有效地体现朝鲜选本文体批评意识的是选本标题(书名)。标题具有明确的提示、指涉作用,承担着文本导读的功能。朝鲜古代编选的中国诗文选本中,部分选本的书名具有鲜明的指向性,为读者提供了认识选本文体类别的便捷途径。以朝鲜古代编选的中国诗歌选本为例,关于古诗的选本,如任埅《唐五言古诗》、许筠《古诗选》;关于律诗的选本,如李祘《二家全律》、吴载纯《三唐律选》、张混《唐律集英》;关于绝句的选本,如许筠《唐绝选删》。朝鲜古代也编有很多中国文章选本,关于赋体的选本,如张维《扬马赋抄》;尺牍选本,如张维《欧苏手柬》、许筠《明尺牍》;骈俪文选本,如李器之《俪文选》、李植《骈文程选》;奏议公文类选本,如崔锡鼎《朱子奏劄》;论赞类选本,如李器之《〈史〉〈汉〉论赞》。这些诗文选本的篇名,清晰标示出所选文体的类别,也表明选家是在有意识地进行文体分类。

  朝鲜古代编选的中国诗文选本中,大部分从标题无法看出所选诗文的文体类别,但通过分析选文的排列规则,依然能够证实选家是在有意识地进行文体设计、编排。例如,许筠《四体盛唐》将盛唐诗歌中的七言古诗、歌行、五言律诗、七言律诗四种诗体汇编在一起,闵晋亮《唐诗类选》选取唐代古诗、七言诗体而编成,李瑢选白居易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七言绝句成《香山三体法》。此外,集贤殿众学士编成的《丝纶全集》,收录秦汉至明初的公用文,郑麟趾在此基础上精选成《丝纶要集》一书。金正国《文范》是取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范晔《后汉书》中各篇序文而成。

  由上述分析可见,就朝鲜古代的中国诗文选本编选方式来看,以文体类别、文体体式进行分类编选,构成了朝鲜古代选本文体批评的主要特色,也是选家文体意识的呈现。

  关注中国文学发展嬗变

  朝鲜古代文人编诗文选本时,非常关注中国文学发展嬗变过程,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梳理文体自身的演变过程,总结不同时期中国文学的阶段性特征;二是讨论文学发展与时代变迁、文运兴衰等诸多外部因素的关系。

  文体自身的演变是朝鲜古代编选的中国诗文选本关注的焦点之一。就中国诗歌选本而言,朝鲜选家从文体源流角度梳理出不同诗体的演变过程。例如,李命俊《〈诗家溟渤〉序》曰:“骚变于楚,赋演于汉,五言兆于李陵,七字倡于栢梁。”李祘《〈二家全律〉引》云:“风雅变而楚人之骚作,词赋降而柏梁之诗兴,魏晋以还,五言浸盛,有唐之世近体出。”安鼎福《〈百选诗〉序》说:“周衰而诗亡。屈原得之以为骚,苏李得之以为五言,继是而七言作,又继而律诗作。”这些选家探讨了中国古代各类诗体的演变过程,其论述是较为符合中国文学发展实际的。

  朝鲜古代文人也借助选本对中国文学在不同时期的阶段性特征进行总结。例如,李宜显《〈历代律选〉跋》梳理了唐、宋、元、明四代的诗学变迁,提出中国诗歌在唐、宋、元、明四代发展过程中呈现由盛而衰的倾向,而每个衰颓节点往往又会出现力挽狂澜之人,如晚唐诗歌“稍趋于下”,宋代苏轼、陈师道等“矫以气格”。又如,徐有榘《〈八子百选〉序》认为,中国古代文章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变化,汉初董仲舒、贾谊、司马迁、刘向、刘歆等人的文章,内容上向往政治统治的美好清明,风格上纵横恣肆,“以气胜而不屑于法”;到了汉魏六朝时期,骈俪文盛行,文风绮靡,“以巧胜而靡于气、失于法”;唐宋八大家散文无论是思想内容、艺术风格还是文学史地位,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成为后世学习的榜样,可谓“操觚之津筏,作家之楷范”。这些论述从大处着眼,把握住了中国文学发展大势,有其合理性。

  朝鲜古代文人也关注时代变迁、文运兴衰与文学发展的密切关系,诸多朝鲜古代编选的中国诗文选本对此都有详细阐述。例如,李器之编骈文选本《俪文选》时提出“观世变,亦可以观文变”(《〈俪文选〉序》)的观点。他认为,文章随时代变迁而变化,每一时代往往会出现一批富于创新精神的作家,创作出反映时代特色和社会需求的文学作品,引领一代的文学风气,“是以文则各变,为一代一时之文”(《〈俪文选〉序》)。朝鲜古代选家编选中国诗文时特别强调“气”在文学发展嬗变过程中的表现和作用,认为诗文随“气”的变化而变化,“气”又与社会变迁、文学审美转型等有密切关系。例如,朴彭年《〈八家诗选〉序》认为“观人诗歌,可以审天地气运之盛衰”,洪良浩《〈御定八家手圈〉跋》说“文章升降之机,非独视道衰盛,气实为之辅也”。

  朝鲜古代编选者以自身的文学观念来衡量和评价中国古代诗文作品,在编选过程中寄寓了对中国古代诗文的认识和批评。这些认识和批评对研究朝鲜古代的文学批评思想、考察中国古代文学在朝鲜的影响,均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韩国古典散文与中国文化之关联研究”(14CZW03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崔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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