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痊”一语出自唐代李华《言医》“臣不发药石，请以词痊”，意指用要言妙道祛除疾病。钱锺书在《管锥编》中特将此语拈出，认为这种以词治病的现象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并不鲜见，例证颇多，并借此重审词语和身体之间的关系。而对于这个现象，前人讨论很少，也忽视了它背后蕴藏的学理意义。从“词痊”一语入手，对词语和身体的关系进行细致阐释，或可进一步丰富中国美学话语，为美学研究提供独具价值的中国个案。
身体感发的基础
钱锺书发掘出的“词痊”一语，其内涵所涉颇多。细绎其关键处，约略可分为两大问题：一是词语如何疗愈身体，二是身体如何对词语产生感应。面对这样的问题，钱锺书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只在论述中胪列诸种事例，并加以零星随感式的批语，以此完成他对这个现象的讨论。不过，这也契合他旁搜博采的论述风格，展示出别具手眼的观照角度。
针对身体这一概念，钱锺书凝练地总结说：“古人盖以身心为主，以事物为客。”在他的批评视野中，身与心本无明显分界，不存在何者为高、何者为低的问题，甚至进一步说，身与心都不是等待被装载的容器，而是无法分割、具备思辨能力的主体。正如他在早年文章《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中所谈“人化文评”一样，古代谈艺者近取诸身，通过“注重外表”的方式立象尽意，发皇心曲，由近及远，由表及里，从自我身体生发出对艺术的感悟与批评。并且，不同于西方文学批评将身体与文章看成“平行的二元”，中国文学批评不把二者分离开来，而是将其自然融合。
正因秉持这样的身体观念，钱锺书才会关注身体对词语的感发，跳脱出那种身为外物、形役神劳的浮泛印象。王昌龄论及“物境”时说“处身于境，视境于心”，将身体视作构成诗境的重要因素，强调身历目见的具身角度，也将身与心平等对待。然而王昌龄的“物境”说只是他审美观照中的一个层面，并没有将其放大为文学批评的某种特点，也未能看到它与词语间的交互关系。钱锺书对身体的美学判断，或更近于梅洛-庞蒂的哲学观点。从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来看，他同样不以主客二分法区隔身与心，提出身体内具备着某种“深沉的循环”，以此重构身体通往知觉世界的结构范式。
当身体不再与心灵分割、成为具备思辨能力的主体之后，“词痊”的真实意义才得以铺展开来。“词痊”表面上看是借词语来疗愈身体，或许会被简单理解成文辞之美足以动人心脾，要言妙道颇为引人入胜。然而回到钱锺书对此的讨论，他以枚乘《七发》吴客为楚太子去疾为基点，由此发掘出“词痊”这一现象，其间所埋藏的深意颇多。如前所述，该现象所蕴含的身体观念与中国文学批评的特点一脉相承，都是将文章通盘感情化与人化。身体不再被置于次一等的地位，也不再只是一个等待被装载的容器，而是与心灵若通骑驿，交相映发。因此，在钱锺书的批评观念中，身与心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画上等号，值得并置讨论，二者共同构筑起人把握世界的方式。身体同样有对外在情境的感发能力，担荷着忧世伤生的责任，吐纳着丰盈充实的诸种意绪。
词语疗愈的过程
“词痊”是一个涉及面颇多的文化现象，如果对其价值的理解仅停留在文辞对人的精神濡染上，则显得过于穿凿与空泛，未能把握到其中的匠心独运。在钱锺书的批评观念中，“词痊”的重点在于其确立以词治病的运作模式，从理论层面对词语和身体间的关系进行重新定位。
人们往往认为，汉赋铺张扬厉的写作风格是作者矜才炫博的产物。在通常的理解中，汉赋的铺排作用常被劝百讽一的教化目的所遮蔽，其文辞的价值仅停留在审美层面，有时还会因华丽繁复被讥为写法上过于板重堆砌，不够自然浑成。然而“诗人感物，联类不穷”，词语、物象与身体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三者共同搭建起一种极富意味的表达形式。因此，若像钱锺书所说的那样，以“词痊”角度进入《七发》铺排的文字空间，观照词语和身体相互应和感发的运作过程，或能别有所得，憬然有悟，得神妙于其间。
《七发》中吴客为楚太子去疾，由天下至美至悲处谈起，通过词语的铺排实现治疗的目的，其特点并不只在于辞藻的华美，更在于借词语唤醒层层物象，以罗列汇聚的方式使楚太子纵恣饱览、兴会淋漓。恰如钱锺书所说：“悦生乃至于无生可悦，纵欲乃至于欲纵不能。”此处的词语铺排不能简单理解为作者的刻意炫博，作者借词语引发对物象的联想，借物象的聚合辐辏将情绪推到极致地步。通过身与心的反复摇荡，情绪复归平静，以达到“疏瀹五藏”的目的。在这里，疗愈作用的发挥不系于文辞怎样华美，而在于词语同身体如何相互应和感发，身体在历经情绪的强烈摆荡后，如何复归宁静以达到痊愈的效果。词语的铺排特征由此转向一个更深层次的讨论场域，即它在物象与身体间充当什么样的连通枢纽。
在“词痊”的运作过程中，词语和身体的呼应关系得以彰显。词语是唤起人们对物象联想的重要因素，身体则作为吐纳的载体而存在。它们交相映发，从而达到祛除疾病的效果。由此可见，促成“词痊”的因素缺一不可，词语、物象与身体均需发挥各自的作用，方能使整个过程顺畅运行，获得成效。词语在此处的意义超越了一般赏玩层面的美感，内在意蕴不断扩大，发挥出唤醒的价值与疗愈的功用。
此外，正如钱锺书在论述中反复强调的那样，这种以词治病的现象在古典诗文中大量存在，上可追溯至《七发》，下可推至“杜甫诗驱疟鬼”。这些作品之所以对此类现象津津乐道，在书写中流露出类似的观念，正是因为其背后埋藏着隐秘的思维模式与细腻的理论关怀。这些思想潜流不断形塑着人们在文学创作中的判断，触发了人们对这个世界的别样感知。
理论视野的拓展
综观钱锺书的著述，可发现他对那些看似琐碎的事物兴致颇高。在谈艺析理时，钱锺书不固守某种大而无当的理论框架或思想体系，而是对一些只言片语进行细致考求，以此管窥人心世道与思想潜流。他之所以发掘“词痊”这一现象，实基于此。借由易被人忽略的片辞碎旨，钱锺书探寻其背后蕴藏的理论观念，这也是他一以贯之的学术理路。
“词痊”一语映射出一种对身体与词语之间关系的别样观察。福柯在《词与物》中谈到四种表现性相似的模式，其中一种为“类推”。福柯提出，“类推”的作用巨大，只要有细微的关联，便可由一个单点引申出无限的关系，而人是全部类推关系中的支撑点。身体与世界不存在模仿与复制，两者之间没有差别和隔阂，于是也就不存在主客体间的界限划分。人感应世界，同样也置身于世界。更为重要的是，世界的整体便也在人的个体中得以展现，二者异质而同构。钱锺书对“词痊”一语的洞察体悟，与福柯的类推观念遥相呼应，若合符节。
钱锺书之所以能有这样独到的发现，其实渊源有自。在《管锥编》中，他标示造艺与说理不尽相同之处。说理大可得意忘言，而造艺往往言象相依，不可须臾分离。言与象搭建起的诗文，“舍象忘言，是无诗矣”。正是基于层层叠叠的言与象，诗文才有动人的韵味。随意改换或是抛弃言与象，诗文的审美价值便不复存在。根据钱锺书的论断，诸如香象渡河、羚羊挂角等中国美学话语，往往都是借由词语与物象来表达。这些话语兼具多重意蕴，展现出中国美学特有的观照角度。一方面，它们蕴藉深远，含义丰富，借言与象来明理得意，似可得意而忘言；另一方面，由于其本身所带有的诗学特性，抛弃言与象则无迹可寻，词语在其中的价值愈发凸显。
通过对“词痊”现象的分析，钱锺书重审词语与身体之间的关系。语言可引发人们的记忆与想象，使人产生相应的情绪感知。在“词痊”运行过程中，借词语的纷繁唤起物象的缤纷，用身体的思辨能力类推外在的情境结构。恰是通过这种看似放纵的宣泄方式，人的意绪上下震荡，从而达到舒缓身体、收敛情绪的效果。
综上所述，钱锺书标示“词痊”一语，旨在重构词语与身体之间的关系，并以此挖掘其背后的思想理据，探访其深藏的文化传统。实际上，该现象在古代诗文中大量存在，正映射出中国美学话语言象相依的表述特质，以及将身体与世界视作异质同构的审美判断。当我们遵循这样的阐释路径，把握“词痊”在文学作品中的具体表现时，或可进一步明确词语在其中的重要位置，挖掘身体的主体价值，丰富中国美学的话语意涵。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