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维多利亚时期作家、设计师、工艺美术运动的领导者威廉·莫里斯，在文学作品及艺术设计中积极倡导复兴中世纪人文主义精神，主张通过创造性劳动，建立消除阶级剥削、贫富差距的平等社会，实现人人快乐工作、享受幸福生活、保持审美情趣的社会理想。莫里斯认为，艺术能够展现人们渴望企及的理想图景，预示文明进步的终极意义，而社会主义是艺术能够有机成长和蓬勃发展的前提。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带来真正的自由和平等，从而让艺术“在丰饶从容的生活的土壤里生根发芽”。莫里斯的社会主义思想不同于托马斯·莫尔、罗伯特·欧文等的空想社会主义，而是一种“艺术家视角下的社会主义”。艺术社会主义是莫里斯的政治信仰、审美理想和创作主旨。

　　莫里斯坚持艺术的审美功能和社会改造功能的融合，他以劳动为切入口，从劳动同艺术、政治、审美、道德之间的互动关系出发，畅想未来的劳动模式和劳动关系，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对劳动和劳动者的压迫和异化，积极为社会主义事业提供理论支持。在1888年出版的小说《乌有乡消息》中，莫里斯通过主人公盖斯特的时空穿越，以陌生化视角让他观察到了一个未来准共产主义社会的英国，并通过他与新世界居民迪克、老哈蒙德、克拉娜和爱伦等人的交流，深入、系统地探讨了共产主义社会的构建模式和运转机制。《乌有乡消息》与莫里斯在1883—1894年间进行的一系列社会主义主题的演讲，如“有效工作与无效劳动”“平凡而重要的艺术”“我怎样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等形成了呼应，是莫里斯艺术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文学阐释。

　　艺术社会主义的劳动观

　　在小说《乌有乡消息》等文学创作中，莫里斯运用大量篇幅为读者铺陈了欢畅淋漓的劳动场景，勾勒了理想劳动关系中健康、自由劳动者的面貌，描绘了他们身处的自然、怡人的劳动环境，赞颂了他们所享用的高品质劳动产品的审美和艺术价值。

　　劳动主体是莫里斯在《乌有乡消息》中的首要关切。从沉闷压抑的19世纪社会穿越而来的主人公惊奇地发现，在这个乌有之乡中，劳动者实现了完全的平等和自由。他们自觉遵循最朴素的道德准则：劳动既是权利也是义务，劳动只有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别；劳动者无需被迫承担社会分配的劳动职责和任务，他们在劳动中保持着积极、健康的面貌。例如，将主人公盖斯特从旧世界“摆渡”到新世界的船夫迪克，既是知书达理、见多识广的绅士，又是热衷于农活的普通劳动者；无论是书斋里的知识分子，还是建筑工地上的手工艺人，都要从事适量的体力劳动，以平衡他们在脑力劳动中的过度投入；劳动面前人人平等，女性享有广泛的劳动选择权，克拉娜、爱伦及女雕刻师菲丽芭等人的卓越智识和创造性工作广受尊重和肯定。在《乌有乡消息》中，劳动不只是为了生产社会发展所必需的物质产品，更是劳动者进行自我教育和提升的重要方式。

　　莫里斯多次在演讲中提出，宜人的工作环境是文明的象征，而拥挤、污染、丑陋、乏味等则是资本主义生产追求利润的结果。在《乌有乡消息》以及他同时期创作的奇幻小说《闪耀的平原》《世界之外的森林》和《世界尽头的水井》中，莫里斯运用大量笔墨描绘了劳动者在自然、美丽、和谐的环境中劳动的场景。在户外原野中，人们从自然中汲取艺术灵感，在愉快的劳作中生产有用的产品，形成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在室内工厂中，人们在体面、舒适的环境中尽可能地摆脱机械化生产的束缚，并恰当运用科学技术将工人们从枯燥乏味的劳作中解脱出来。另外，莫里斯强调了劳动者应享有多样化的工作选择权和充分的休息权。他认为，从事不同种类的工作以及“得到保质保量的休息”，能够消解工作的劳累和疲倦，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劳动者工作时的趣味性、新鲜感和创造力。

　　在题为“有效工作与无效劳动”的演讲中，莫里斯提出工作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有效工作；一种是无效劳动。有效工作生产出有用的可以为公众共享的劳动产品；无效劳动生产出的则是满足资产阶级对财富追逐的无用商品。有效工作是劳动者快乐生活的一部分，而无效劳动只能导致劳动力的浪费。在《乌有乡消息》中，劳动者修剪出花园般的田野，建造起雅致华丽的教堂，制作出精美漂亮的衣物和饰品，所有这些劳动产品为劳动者共有，“让所有的人不但可以靠它来维持生活，而且也可以从中享受人生的乐趣”。在对生活消费品的使用上，每个人还可以各取所需，彰显自己的个性和审美追求，避免了同质化和统一化的危险。

　　莫里斯劳动观的思想内涵

　　莫里斯对劳动问题的关注和思考源自他对19—20世纪之交英国社会矛盾的细致体察和对西方文明发展前景的忧思，也同他在这一时期大量阅读马克思和欧文的著作，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启蒙有关。他于1883年加入社会主义团体“民主联盟”，并宣称自己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1884年，由于社会理念不同，他退出民主联盟，并参与创建了“社会主义联盟”。莫里斯的劳动观折射出了他作为艺术家的审美理想和作为改革家的革命方略。他对理想劳动模式的思考源于对马克思异化劳动学说的高度认可，以及对英国作家、评论家约翰·罗斯金“快乐劳动”理念的深切体会。莫里斯的劳动观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

　　对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揭示和批判是莫里斯劳动观的现实基础。莫里斯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被迫劳动，劳动过程痛苦、压抑，拥有劳动产品却成为作为寄生者的资产阶级的特权。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剥夺了劳动者享受快乐劳动的权利，也造成了劳动的巨大浪费：穷人买不起体面生活所需的必要物品，只能被迫使用大量品质低劣的替代品，而富人则有多余的钱财来购买奢侈品。这种资本主义的劳动方式，从道德角度来讲是不道德的，从政治角度来讲是不公平的，从审美角度来讲是丑陋的。而要改变这种状况，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马克思异化劳动学说是莫里斯劳动观的理论依据。马克思提出，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对利润的追逐不仅造成了劳动生产方式的异化，也造成了劳动者与劳动产品之间、劳动者之间甚至劳动者与劳动者的自我之间关系的异化。劳动不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根本需要，而成了满足劳动以外其他各种需要的手段。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马克思语）。莫里斯将马克思异化劳动学说应用于艺术生产领域，继而扩展至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为他的社会主义理想劳动构想提供了理论支撑。

　　“创造性劳动”是莫里斯劳动观的审美和道德追求。19世纪英国作家、艺术批评家和社会改革家约翰·罗斯金从“完整的人”这一概念出发去认识劳动，认为劳动首先是一种创造，能给人带来美的愉悦，使人在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得到升华，从而成为“完整的人”。莫里斯认同罗斯金关于劳动美育作用的论述，认为工业化造成了劳动者的物质贫困和精神贫瘠，扼杀了劳动者的想象力和创造性，阻碍了劳动主体的自我完善和社会的公平正义。因此，劳动问题是个体问题，也是社会问题；是政治问题，也是审美和道德问题。

　　莫里斯对理想劳动的定义同他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解是一致的。他将理想社会制度的实现看作个人道德和审美能力提升的结果，反之，也将社会主义制度视为对个人道德和审美能力的保障，认为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所有人将会生存在平等的条件下，毫无浪费地管理好自己的事物，并且充分意识到伤害一个人意味着伤害所有——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意义”。

　　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具有明显的空想社会主义色彩，充满了艺术家的浪漫幻想。然而，他对艺术与政治、个体与社会关系的深入探讨，在今天仍然具有借鉴意义：他对理想劳动的阐发为我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和阐释补充了劳动和创新的视角；他对劳动美育功能的强调启发我们大力发掘劳动的综合育人价值，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实现体面劳动、快乐工作、幸福生活，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和提升广大劳动者的爱国主义情怀。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威廉·莫里斯艺术社会主义思想的文献译介与理论阐释”（18ZDA28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英美文学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