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文人书信的内容 

　　晚明文人的书信里写了什么？当时的不少选家曾尝试给书信分类。从日常生活史的视角来看，这些五花八门的分类恰恰归纳了书信所能发挥作用的各个领域，也勾勒出晚明文人对自己日常生活世界的认知边界。归纳起来，晚明文人书信所书写的日常生活主要体现为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以衣、食、住、用为主的物质生活。书信往往附有颇费心思的随函礼品，礼品与书信语言形成了妙趣横生的互文，呈现出晚明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生活。如冯梦祯、屠隆、李日华、张岱等文人书信中，经常可以看到各类馈赠、求索、答谢活动，所流通者多为古董（如汉鼎）、时鲜（如岕茶）与奇货（如玉面狸），也有当地的特产、布匹、衣饰等。各种书信选本如《古今振雅云笺》《尺牍双鱼》等，也多辟有“馈赠类”，有赠谢食物、花卉、文具、古玩等的范文，供读者模仿，可见礼尚往来的风气。礼尚往来的背后，少不了请托干谒等现实目的，由此揭示的晚明文人交际网络值得深入研究。书信中也书写了晚明文人的居住环境，体现了各自的癖好习惯和贫富差异，如袁宏道喜好“香且净”的楼居，汤显祖具有“必不可北”的南方情结。

　　二是以阅读和议论为主的闲暇生活。书信显示，晚明文人的日常阅读十分之“杂”——稗官野史、传奇小说，无所不读，而且他们还将其积极地传抄、刊刻。如在袁宏道的书信中，我们能看到他从董其昌那里借阅《金瓶梅》的经历，他对此书赞不绝口，认为胜过枚乘的《七发》（《锦帆集》卷四《董思白》）；他还因为谢肇淛将此书久借不还而写信催促：“《金瓶梅》料已成诵，何不见还也？”（《未编稿》卷三《与谢在杭》）又如在祁彪佳留下的数千通书信中，有一百余通专门谈论戏曲，反映了他对戏曲文献的搜集、抄写、校勘与收藏，《远山堂曲品》与《远山堂剧品》背后的苦心孤诣跃然纸上。书信也为晚明文人的自由表达提供了文体庇护，文人在书信中议论时事、臧否人物。如汤显祖书信中的讥讽议论之语，体现了其傲然独立的风骨。

　　三是以家庭和社会关系为中心的情感生活。夫妇间的诉情书信暗示了“夫为妻纲”的传统伦理向平等与伙伴型情感关系的转变，如祁彪佳和商景兰夫妇，堪称现实中举案齐眉的模范。闺阁书信婉曲地表达了女性的主体诉求，如邓志谟编纂的《丰韵情书》，辑“室家情书”一卷，以宣扬“夫妇情好”。家书中的父子关系出现了平等对话与自我剖白，如庄元臣家书，于琐事之中见父子深情。家庭之外，情人间的调情书信公然刊刻，情书成为可以复制、模仿的范本，在社会上流通、阅读，如对王穉登与马湘兰往来书信的传抄，成为一时文坛风雅。在五伦之中，朋友被提到重要的地位，如李贽、公安三袁、汤显祖等皆“以朋友为性命”。

　　四是以生、老、病、死为主的生命周期。晚明文人密切关注身体变化，关心疾病、衰老与死亡。他们在书信中记录疾病体验与医疗过程，交流养生经验。如冯梦祯的《快雪堂尺牍》，堪称一本“病历簿”。又如在《刘宗周全集》和《祝子遗书》中，收录了刘宗周和祝渊师生间二十余札讨论治病与用药的书信，是一份详细的“诊疗记录”，其中强调的身心兼治的医疗方法颇具启发意义。目睹死亡，濒临死亡，又使晚明文人的书信中增添了伤感和孤独的气氛。公安三袁继承了家族遗传的羸弱体质，导致他们对疾病和死亡格外敏感，尤其在袁中道的书信中，随处可见亲友死亡的阴影与离群的孤独。而在易代之际，面对生死抉择，黄道周、侯岐曾、祁彪佳等人的书信又呈现出大义凛然的士人风骨。

　　书写策略与士人心态 

　　与“写什么”相伴随的问题是“怎么写”和“为什么这么写”的问题，即晚明文人书信的书写策略及其背后的文人心态。对于这两个问题，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分别论述。

　　第一，晚明文人书信的物质书写十分频繁，其背后是对物我关系的深刻反思。他们一方面注重发掘物质背后的文化内涵，另一方面也注重物质与当时情境、自身遭际的特殊关联。物质代表的不仅是情义与心思，也是趣味、生活方式和身份意识。对物的沉溺与对物的超脱往往只有一步之遥，以物为寄，是晚明文人普遍的价值取向。他们并不正襟危坐地拒斥物质，也不趋之若鹜地热衷于物质，而是在物的环绕中破除物的迷障。如袁宏道关于“五种快活”（《锦帆集》卷三《龚惟长先生》）的书写，实际上是在叩问物的边界，探讨物我关系，在得失之间揭示物的虚无本质。物是虚无的，又是不可或缺的，在这个意义上重审“百姓日用即道”等言说，更能落到实处。在物质中重新发现“道”的日常性，是晚明文人对时代脉搏的准确把握。

　　第二，晚明文人书信作为私人书写，其中虽然有很多真心话、实在话，却也有不少自我表演、虚与委蛇的成分，不能保证所写皆是真实。因此，往往要结合文人身份，放在具体语境中理解，或将其与其他书信、史料放在一起对读，方能看透文字所掩盖的真实意图。尤其是涉及公共事件时，文人多受到个人立场、偏好等影响，从自己的角度做出阐释。例如关于李贽之死等事件，当时的文人众说纷纭，哪一个说法更接近事实真相，这是比较复杂的问题，需要仔细甄别，力求从私人阐释走向公共阐释。此外，在晚明文人书信中，有一类书信本应保密，写信人在结尾处叮嘱“幸秘之”“看过火之”，可由于各种原因，这些书信反而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有些还被刻入了文人别集。通过这些书信，我们能够寻绎晚明变幻莫测的政治局势、隐微曲折的文人心态，或可补史之缺。

　　第三，晚明文人书信充满了对立、矛盾的表达方式，这体现了晚明文人普遍的焦虑心态。在面对物质生活时，他们既无法摆脱欲望的纠缠，又渴望达到不为物役的境界，在形而下和形而上之间来回摇摆。因此，当汤显祖因不满官场拂袖而去之后，又在书信中感慨“辞官速贫”（《玉茗堂尺牍》卷三《答山阴王遂东》）。然而，他所谓的“贫”，远远不是一贫如洗，只是一句矫情的修辞。在面对文字应酬时，文人们一面叫苦不迭，一面又乐此不疲地写文章，因为这种应酬就是晚明文人的存在方式。虽然其中也产生了不少佳作，但应酬文章之多之频，严重影响了晚明文人日常创作的风格和水平。在面对出仕与归隐时，晚明文人既向往山水佳趣，又放不下权力的诱惑，以至于效法前人的“吏隐”故事，不无位居下僚的自嘲之意。在面对生命终极意义时，晚明文人也十分矛盾，在世俗与超越之间徘徊不定。这就是晚明文人的风貌，在他们的心中，矛盾、纠结、焦虑的情绪挥之不去。

　　晚明文人书信的价值 

　　在厘清“写什么”和“怎么写”的基础上，晚明文人书信的独特价值得以呈现。可以说，晚明文人书信是晚明社会的一面镜子，是理解晚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线索。每一个个体的活动，都与国家、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私人话语无时无刻不受到社会公共话语的影响。同时，社会公共话语也是无数私人话语的舆论体现。书信作为私人话语的重要形式，体现出国家、社会和个人在日常生活领域的互动关系。通过晚明文人书信与晚明其他史料的对照，我们既能够体会公共话语对私人话语的渗透，也能够清晰地看到从私人话语走向公共阐释的轨迹。书信在两个人之间的传递，是私人话语的真情流露，是大时代投射在个体生命中的阴影；而书信的刊刻，标志着它从私人领域走向公共空间，对舆论产生干预，成为公共阐释的重要来源。因此，探究晚明文人书信“写了什么”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探究“怎么写”以及“为什么这么写”，以此深描历史、理解当时的士人心态。

　　总之，书信作为晚明文人日常生活中私人写作的典范文类，全面地展现了晚明文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从日常生活史视野研究晚明文人书信，是对书信文体的充分运用，是一种“回归生活史和心灵史的古代文学研究”（廖可斌语）。曾经，书信伴随晚明文人的生命历程，书写下波澜壮阔的生命画卷。如今，人们借助书信，探索晚明文人的日常生活，也为当代日常生活和人生价值追寻意义。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