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9月，曲波的《林海雪原》由作家出版社（时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牌）初版发行，出版不久即成为当年最受欢迎的作品，一时间洛阳纸贵，发行数量与印刷版次也屡创新高。不仅如此，20世纪70年代，由《林海雪原》改编的京剧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更是风靡大江南北，其中的《打虎上山》等经典唱词更是家喻户晓。2014年，由徐克执导的3D版电影《智取威虎山》实现了高技术条件下对《林海雪原》的又一次影视化改写，其8亿多的票房可谓勇冠一时。66年来，《林海雪原》及其艺术衍生品穿越时间的长河，走向了国际舞台，其铿锵的历史回声余韵绕梁，不绝如缕。

　　地理场景与诗性空间

　　《林海雪原》初名为《林海雪原剿匪记》，其意本是侧重题名后面的英雄故事，即以快节奏的传奇叙事凸显剿匪小分队“长缨剑胆舒”的战斗豪情，但作品更改为现名之后，以诗性的场景为作品营造出了特殊的叙事空间。曲波曾经这样解释《林海雪原》的名字来由：“我站在高山之巅，俯瞰着眼前的森林，风一刮，森林鼓凹鼓凹的，像海洋的波涛一样，‘林海’两个字出来了；这个雪是无边无岸的原野，这个‘雪原’就出来了。”其实，除了松涛阵阵的茫茫林海、一望无垠的皑皑雪原，作品还用大量笔墨描绘了时时铺天盖地骤然而降的狂风暴雪：

　　狂风卷来的暴雪，它的密度向来没有见过，空中几乎拥挤不下了，两人相隔三步的距离，这密雪就像一堵雪墙一样把两个人隔开，谁也看不到谁。天、地、空、雪，成了无空间的一体，小山沟填平了，百年的老树折断了腰，人在帐篷外甚至连几秒钟也立不住。在这里，人和雪花的重量几乎是相等了！

　　《林海雪原》中令人神往之处还远不止这些诗性场景，作品中的几大核心战斗场所，无论奇袭奶头山、智取威虎山，还是巧夺四方台，决战之地周边往往抑或是峻岭险峰遍布，抑或是悬崖绝壁林立，抑或是巉岩奇洞丛生，都为故事的展开提供了叙事间离及诗性支撑。从美学效果来看，正是林海、雪原、暴雪、险峰、绝壁等这些具有文学地理学标识意义的诗性意象营造了一种区别于杏花春雨的江南、铁马秋风的塞北的东北艺术空间。当然，纯粹的自然景致并不能必然地生发出艺术的诗性，只有当自然景致与小说艺术空间的拓展、作品叙事动力的生成、人物内在灵魂的展现联系在一起，并在“自然的人化”过程中完成主体诗性的营构，自然景致才能获得自己的美学价值。仅以冬日雪原为例，举目千里之辽阔的雪原实际上却是一种寸步难行的绝境，晶莹剔透的积雪之下隐藏着没顶之灾的危险。只有克服这些挑战，雪原才能真正成为自由的象征，焕发出诗性的光辉。

　　白茹与诗性情感的生成

　　据著者曲波及编辑和修改者龙世辉回忆，原稿《林海雪原剿匪记》最初是由剿匪小分队的若干次战斗连缀而成，整体风格颇具《水浒传》《三国演义》等英雄演义类作品的雄放阳刚气度。从性别角度来看，作品自然是男性性别特征鲜明，但与之相伴的是情感上的单调，尚没有达到五四以来中国长篇小说应该具备的多样化的感性现代性特征。为了弥补这一缺憾，龙世辉亲自捉刀对小说进行了大幅修改，于是，现在版本的《林海雪原》在众多男战士之中增添了一位年轻的姑娘——白茹。白茹的出现，无论对于性别意识的现代建构，还是情感空间的诗性生成，乃至叙事节奏多样化的营造都有如神助，堪称神来之笔。

　　其一，白茹是剿匪小分队中唯一的女性，尽管其身上有着小分队统一的“战士”内核：勇敢、坚强、机智、乐观，但首先令人瞩目的则是其作为18岁姑娘的青春气息：

　　她很漂亮，脸腮绯红，像月季花瓣。一对深深的酒窝随着那从不歇止的笑容闪闪跳动。一对美丽明亮的大眼睛像能说话似的闪着快乐的光亮。两条不长的小辫子垂挂在耳旁。前额和鬓角上飘浮着毛茸茸的短发，活像随风浮动的芙蓉花。

　　“漂亮”成为其突出的外在标识，作者一方面毫不吝惜地使用了大幅笔墨从静态、动态层面呈现白茹的生命活力，另一方面又以月季花瓣、芙蓉花作喻，暗示了其内在的雅致高洁，这种天生丽质自带诗性。

　　其二，白茹柔情似水而又心思细密的女性身份，成为小分队中独特的诗性存在：这种独特性不仅是性别层面的，是万绿丛中的那抹红；同时也是性格层面的，影响到小说的叙事。白茹以差异化的温婉语言丰富了小分队男性指战员近于军事化的日常话语，这既降低了原书稿在叙事上的密度，也打破了叙事上的节奏。白茹的在场成为小说叙事链条上闪光的珍珠，以之为对照，小分队其他战士的性格也完成了动态化、立体化的二次建构，引领小说人物塑造及叙事螺旋式前进，整体节奏上既徐舒有致，又不失跌宕起伏。

　　其三，白茹的出现也形成了重要的情感场域，为作品中爱情、亲情、友情等的展开提供了空间。在以往的研究中，研究者们更重视对文本中表层爱情情感的发掘。作品中也确实有“白茹的心”“少剑波雪乡抒怀”等章节细腻地展现出白茹与少剑波之间相互守望又彼此倾慕的微妙心理体验，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在尖锐的战争语境下闪烁出人性的光辉；相较之下，研究者对白茹身上隐形却一以贯之的亲情功能有所忽视。其实，正是基于白茹的女性身份，蘑菇老人与乡亲们才会降低敌意，并最终在感情上接纳白茹为亲人（蘑菇老人认定白茹为干孙女），进而生动抒写了在错综复杂的剿匪环境中军民一家亲的亲情诗话。从叙事链条演进的逻辑来看，这场战斗固然是谋略的胜利，但更是“人和”的胜利，而白茹无疑是这个链条的起点。

　　作为诗性根本的人物营造

　　作为叙事性文学作品，《林海雪原》的文学史成就归根结底落实在诗性人物的塑造上，只有其所塑造的人物能够永久地活在读者的心中，作品才真正具备了超越历史时空的艺术生命。在女性形象白茹之外，《林海雪原》中塑造最成功也流播最广的人物形象无疑是杨子荣。作为剿匪中浴血并肩、生死与共的战友，曲波以最大的敬意、最深厚的情感刻画了这一彪炳当代文学史册的孤胆英雄形象，成为红色文学最重要的收获之一。作品借何政委之口明确了此类孤胆英雄的标准：觉悟高、武艺高、智谋广、体格强、力气大。这一标准既体现了对江湖侠客传统人格的期许，也包含着对沙场宿将英武形象的诉求。为了更好地完成这种复合型人物性格的塑造，作家在其身上可谓齐集了诸种自然危险与人世磨难，无论是茫茫雪地追敌，还是只身勇闯山门，抑或匪窝里的多次试探与诓骗，频繁的生死考验不断锤炼着杨子荣的精神和内心。

　　其中，最精彩的莫过于威虎山上杨子荣直面狡匪小炉匠时掀起的惊涛巨澜，在人物塑造上可谓千皴万染，奇峰迭出：彼时，乔装为悍匪许大马棒的饲马副官胡彪的杨子荣，已经通过土匪的黑话对答测试而获得身份确认，并以“先遣图”为饵而获得价值认同，被封为威虎山的老九；然而，刚刚通过此次测试安顿下来的杨子荣尚未来得及喘息，又陡然面对匪首座山雕的再次考验与质疑，形势又骤然紧张。座山雕先以蝴蝶迷与郑三炮秘闻验证杨子荣的土匪“成色”，又以突然的“军事演习”为名测试杨子荣是否真正为“自己”人，杨子荣凭借丰富的战斗经验与优秀的侦查素质有惊无险地应对了这次挑战，形势开始舒缓从容。然而，被小分队俘虏的土匪小炉匠趁乱逃脱，投奔座山雕。于是，卧底与惯匪的面对面对撞使得形势急转直下，杨子荣面临的不仅仅是威虎山剿匪计划功亏一篑的危险，更是命悬一线的生死对决。面对这一危局，杨子荣沉着应对，先以气冲霄汉之势威逼小炉匠，让其自曝其短。而后实施了抢占先机、以攻为守、反间计、请君入瓮、因势利导、煽风点火、关门捉贼、引入死地等斗敌策略，最终完成了对顽敌小炉匠的致命一击。在整个斗争过程中，杨子荣始终被置于矛盾的风口浪尖上，与阴险狡猾的敌人进行了一次次惊心动魄的较量，正是这种跌宕起伏、一波三折的艰辛斗争与来之不易的胜利建构了革命者的内在诗性，并塑造了其鲜活的形象。

　　文学发生学理论家吕西安·戈德曼提出，文学作品的结构实际上与现实社会同构，是现实的一种隐喻。从这个角度而言，曲波带领的特种作战小分队在东北剿匪的巨大成就是《林海雪原》最深刻的文本“结构”，这一结构其实蕴含着两个核心要素：一是历史深处的真实，一是主体深层的自觉。前者塑造了文本表达上的超越逻辑，在历史真实的引领下，对于危险与困难的克服就有了支撑度，穿行茫茫林海雪原自然也就有了超越性；后者塑造了文本表达的自由路径，在对主体自觉意识的肯定下，对矛盾与冲突的掌控就有了叙事的合理性，对敌斗争的诗意本身体现了历史主体的自由。两者相互支撑，从广度与深度上为场景、事件、情感、人物内在的诗性提供了最大可能，在细节及场景等维度上为红色文学的诗性营造提供了保障。可以说，《林海雪原》的诗性场景、诗性情感、诗性人物本质上即是中国现代革命胜利者作为自觉历史主体的一种自由，这也是其以诗意的感性形式表现出的“最崇高的东西”。

　　（作者系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