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豳风》是《诗经》十五国风之一，始于《七月》，终以《狼跋》，共七篇，乃叙“周之旧”——豳地的诗歌。《汉书·地理志》载：“昔后稷封斄，公刘处豳，太王徙岐，文王作酆，武王治镐，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故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豳风》内蕴的重农精神在此得以阐明。在古代以农为本的社会环境下，“豳风”频见于文人笔端。至宋代，诗歌中融汇“豳风”的现象远超前代，诗人们借用“豳风”书写乡民的农桑劳作及田园生活，不仅彰显出其承载的经学政教意义，还融汇了个人桃园情致的诗意想象，可谓别具新貌，颇有特色。
借“豳风”彰显政教思想与讽谏内涵
《豳风》诸篇内容不一，但其意旨经汉唐儒家层累叠加的经学阐释，基本固化为“陈王业，劝农桑”的政教思想，尤其是《七月》一篇，据信周公亲作，更受重视。毛序解《七月》即云：“陈王业也。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也。”孔疏亦释曰：“作《七月》诗者，陈先公之风化，是王家之基业也。”至朱熹《诗集传》同样称：“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穑之艰难，故陈后稷、公刘风化之所由，使瞽矇朝夕讽诵以教之。”在这种传统经学观念影响下，宋人以“豳风”入诗，自然会将诗意之旨落实于此，如王十朋的《后稷》：“洪水横流四海饥，教民稼穑务三时。后王欲识艰难业，读取豳风七月诗。”史浩的《童丱须知·稻粱八篇》（其二）：“方册尝观无逸书，更于七月诵豳诗。周公爱主真深切，稼穑艰难先使知。”陆游的《杂兴六首》（其一）：“秦汉区区了目前，周家风化遂无传。君看八百年基业，尽在东山七月篇。”他们陈述稼穑之艰难、王业之不易，皆与豳诗内蕴的教化之义相契合。
宋人以豳诗为媒介的诗歌书写，还寄寓了更深层次的讽谏内涵。如陆游的《邻曲有未饭被追入郭者悯然有作》：“舂得香秔摘绿葵，县符急急不容炊。君王日御金华殿，谁诵周家七月诗。”周密的《次韵山庄杂咏十首·怀新》：“细诵七月诗，仁意森莫御。年登而民贫，未谂何以故。”吴潜的《劭农三首》（其一）：“上租郎主丘丘定，输米官司粒粒干。虽是太平今有象，愿陈七月述艰难。”他们基于“诗可以怨”的传统诗论来讽喻社会现实，或以述邻里为官府追迫问罪之事，感慨朝堂无人诵教《七月》之诗；或借以提出“年登而民贫”的问题，谏告君王需关注民生；或直接警示君王即便在太平盛世，也不应忘记农桑的国本地位，其中明显包含了一种“人臣之罪莫大于不怨”的政治责任感。不过，所谓“仁不至于不怨，义不至于多怨”，他们以《七月》之诗进行讽谏，实际也正是希望以之为途径，从而实现“仁”“义”间的平衡。
借“豳风”意象描摹田园理想
回归《豳风》的文学文本，诗歌主要围绕四季节令描绘了豳地先民的农蚕耕织画面。如《七月》：“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东山》：“果臝之实，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蟏蛸在户。”既表彰了先民的辛勤劳作，又洋溢着舒缓自适的生活气息，可以说《豳风》向来被视为中国最早的田园诗。正因如此，宋代诗人书写田园生活也常以之为一种特殊意象融汇入诗。如周密的《秋晚郊行即事》：“篱豆垂花陇麦齐，炊红篘绿小春时。田家处处丰年乐，画出豳风七月诗。”陆游的《夏四月渴雨恐害布种代乡邻作插秧歌》：“浸种二月初，插秧四月中。小舟载秧把，往来疾于鸿。吴盐雪花白，村酒粥面浓。长歌相赠答，宛转含豳风。”何子举的《清渭八景·桐畈犁耕》：“村北村南布谷声，豳风歌罢足关情。携朋日向东园酌，佩犊时从谷口耕。”何鸣凤的《春日田园杂兴二首》：“星明天驷兆兴农，稼圃犁鉏处处同。播谷竞趋新禹甸，条桑犹记旧豳风。”他们虽未直接使用或化用《豳风》中的诗句，但通过意象叠加渲染出的太平景象却与豳诗中描摹的图景极为相似，可见宋人正是以“豳风”为模本来构建理想世界的。
宋代诗人借用“豳风”意象，以田园诗歌摹写出的农村的熙乐景象，从另一角度看也是宋人对想象中三代社会场景的一种具体呈现。众所周知，从宋初开始便有士人主张“循贞观之政以复三代”，而后如欧阳修、李觏、二程、王安石等也都曾尝试通过各种途径变革国家制度以“回向三代”。当然，从现实政治看，王安石变法失败以及北宋朝廷的倾覆，基本宣告了这种政治理想的破灭，但在思想意识领域，在长久观念意识的层累下，宋人依然多以“回向三代”为自身的最高理想。只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种理想场景已不再是国家制度层面的礼乐达天下，而是转变为一种百姓饱食暖衣，民生优裕的具有桃源情致的太平景象。由此复观《豳风》，其中描绘的三代先民耕织劳作、百姓各司其职的和谐画面尽管有文学想象的成分，但也因其是最接近三代社会的真实写照，且符合宋人心中理想的桃源世界，故而别具意义。由此，宋人将田园诗歌书写的意旨落实于《豳风》，也正反映出他们内心对政治和人生理想最高境界的一种向往与期待。
宋代《诗》学的整体转向
宋人以“豳风”入诗，书写出两种不同的人生理想图景，究其因由，实与宋人对《诗》之文本本质的发掘以及宋代《诗》学的整体转向相关联。
《诗》本是孔子用来教授弟子的教材，而随着汉武帝将儒家定于一尊，渐被奉为经典，并衍生出经学意义的《诗》学阐释，因此汉唐学者用《诗》、引《诗》往往更关注其中的教化之义。不过若落实于文本形态，《诗》收集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间的三百余篇诗歌，可谓是一部诗歌总集，具有文学的性质，且其内部的文学色彩并未在经学《诗》学的发展过程中消失，而是始终潜滋暗长。至宋代经学“变古”时代，学者对《诗》的本质则有了新的认识，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引张耒语曰：“《诗》三百篇，虽云妇人女子小夫贱隶所为，要之，非深于文章者不能作。”所谓“深于文章”即指向诗歌的文学艺术性。何梦桂的《清溪吟课序》谓：“《诗》始三百篇，其上公卿大夫，其下樵夫贱隶，其性情之所发，皆得以託于诗。”以性情论之，同样指向《诗》的文学特质。可见，宋人不仅承认《诗》具有文学的性质，更肯定了它在文学创作上的重要地位。由此《诗》的经学意义逐步淡退，原始的文学身份得到了回归。正是出于这种观念的转变，宋代诗人审视《豳风》也就更加关注诗歌文本中描绘的图像场景，并能贴近生活，以更为艺术的心态和眼光来感受其中呈现的和谐画面，甚至将其视作理想的桃源。
不过，尽管宋代《诗》学的转向使得宋诗中的“豳风”书写呈现出理想场景的分歧，但若追本溯源，又会发现它们实际都缘于宋人内心深处对政治的关切，如陆游的《村居即事三首》（其一）云：“西成东作常无事，妇饁夫耕万里同。但愿清平好官府，眼中历历见豳风。”诗歌首先通过吟咏乡民劳动的喜乐，描写了桃源式的田园生活，但转而又以“但愿清平好官府，眼中历历见豳风”暗含讽喻现实的意味。显然，在陆游看来，安逸自适的田园生活是需以“清平好官府”为前提的。由此，所谓“眼中历历见豳风”也就不仅限于避居乡野的桃源式生活，而是蕴含了更宏大的国家政治清明的理想。
事实上，以陆游为代表的宋代士人将兼具桃源情致与国家治政理想的美好场景融汇于“豳风”意象，是由其“集官僚、文士、学者三位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王水照《宋代文学通论》）的身份决定的。正是因为宋人大多抱有“修齐治平”的治政理想，所以尽管他们在退居乡野时创作了大量田园诗歌，呈现出如“豳诗”中描绘的具有个人情致的桃源场景，但其歌诗始终融汇着治政的愿望。从深层次看，这也正是传统经义化的治政理想在宋代诗学创作层面的反映。
（作者系山东大学文学院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