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探索王蒙创作之“青春常在”的秘诀，这是一个很大的命题，或者用今天常用的话语说，是一个系统工程。本文只取其一隅，从王蒙小说的“重”与“轻”说开去。
写实与梦幻的交融
意大利著名作家卡尔维诺曾经提出沉重与轻逸的命题，可以帮助我们思考：在现实的沉重与本性的飘逸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本来可以成为我写作素材的生活事实，和我期望我的作品能够具有的那种明快轻松感之间，存在着一条我日益难以跨越的鸿沟。大概只有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了世界的沉重、惰性和难解；而这些特性，如果不设法避开，定将从一开始便牢固地胶结在作品中”（《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卡尔维诺把破解上述难题之道称作珀尔修斯斩首女妖美杜莎的睿智，将致命的现实通过心灵的青铜盾牌予以折光、反射，在现实与幻想的交融之间飞扬作家的灵性。
无独有偶，王蒙也有一段论述沉重与轻灵的精彩文字，这是他评价《红楼梦》的一段话，却也可以看作他的“夫子自道”：“一般地说，写实的作品易于厚重，梦幻的作品易于轻灵，写实的小说易于长见识，梦幻的小说易于玩才华。或者反过来说，写实的小说易失之于拙，梦幻的小说易失之于巧。能不能把二者结合一下呢？厚重中显出轻灵，执着中显出超脱，命运的铁的法则之中显出恍兮忽兮的朦胧，痛苦而又无常的人生之外似乎还别有一个理解一切俯瞰一切而又对一切无能为力的太虚幻境……”（《〈红楼梦〉的写实与其他》）卡尔维诺是弃写实而就梦幻，于变形中显出飘逸，王蒙是重写实而融梦幻，于厚重中透出轻灵，这是殊途异路，“各还命脉各精神”，还是“东海西海心理攸同”？
以我所见，这也是王蒙能够超越苦难与沉重，巧妙地“脱身”事外，调适写作的角度与心态，取得广阔的视野与平和的心境，保持持久而强悍的写作能力，以源源不断的新作，为这个波澜壮阔的伟大时代立碑造像的为文之道。他以轻逸写沉重，将沉重转化到一定距离之外，避免过多的沉浸式体验，避免长久地陷溺于某种纠结缠绕、拂之不去的哀伤心境。那面自我保护的青铜盾牌，就是将现实溶解在心灵之中，用经过心灵化的现实书写与众多读者对话。在王蒙这里，以乐观主义用长时段和短时段的对比化解曾经的不幸，在庄子的快乐与《红楼梦》的诡异中获得启示，“命运的铁的法则之中显出恍兮忽兮的朦胧，痛苦而又无常的人生之外似乎还别有一个理解一切俯瞰一切而又对一切无能为力的太虚幻境”，用“大珠小珠落玉盘”或者浮华排比的语言和讽刺、幽默、调侃淡化现实的僵硬。
绕不开的心结
轻灵和厚重是相对而言的。没有沉重与厚重，何来轻灵与轻逸？
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接触到中国共产党人并且产生革命向往，王蒙时年11岁；1948年秋冬于新中国成立前夜加入北平地下党，时年刚满14岁；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少年布尔什维克，为了回应伟大的、巨变的时代，于1953年开笔写作《青春万岁》，王蒙也不过刚刚19岁，正值青春年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恰逢“百花时代”，让王蒙名满天下……在长达70年数千万字的浩瀚文本中，有若干地方让我感到王蒙内心的不可承受之重，姑举一二。
一个“不可承受之重”是《活动变人形》里的家庭环境描写，一家数口，骨肉亲人，却落入互相谋算、互相绞杀的泥淖中。留学欧洲归来的倪吾诚，满脑袋瓜的现代理念，要讲卫生，要讲科学，要锻炼身体，却不承想一下子遇到“复仇三女神”——他的妻子静宜及岳母、姨姐。她们出自封建蒙昧的乡村，颟顸凶悍，将家庭变作雌雄搏杀的战场，三女性的恶毒咒骂让人相信，恶言恶语的确是可以夺人魂魄的。但是，倪吾诚又是一个极端不负责任的男人，全家人赖其维生，他却自私自利，不养家糊口，在家中则是能赖则赖，能躲则躲。“他一生追求光荣，但只给自己和别人带来过耻辱。他一生追求幸福，但只给自己和别人带来过痛苦。他一生追求爱情，但只给自己和别人带来过怨毒。”（《活动变人形》）更加不堪的是，这一幕幕家庭大战，让幼小的倪藻和同样弱小的姐姐反复受难，语言暴力和行为暴力给两个孩子带来巨大的心灵戕害与精神恐惧，他们却又躲不开逃不掉，成为这场悲剧中最大的受害者。倪藻以王蒙自己的少年经历为原型，作品中描写的父母之争，痛彻心扉，无可转圜。联想到王蒙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发表《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呼吁不但要改善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还应该在人际关系中调整交往法则，多一些宽容和理性，《活动变人形》恰是超越政治社会领域，对个人少年时期心灵创痛的回应。
再一个“不可承受之重”是在《狂欢的季节》中。王蒙的“季节”系列，加上《青狐》，以绵密而酣畅的笔法，状写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其涵盖的时间和空间、人物与头绪众多，都是此前罕见的，给那一代知识分子和他们所属的时代留下了大规模全景式的历史长卷。我一直觉得，对于王蒙的这一类作品，目前的研究和关注是远远不够的。所谓“狂欢”，是作家用来描述作品主人公钱文的一种心态。身处边疆伊犁的钱文，曾经在当地乡村担任生产大队大队长，得到维吾尔族农民的热情对待，一旦抽身回到城市，却落得无事可做、散漫度日，学会了打麻将、做酸奶、养鸡、养猫，对于从前未曾措手的世俗生活产生浓烈的兴趣。但是，在这样逍遥的生活中，钱文忽然陷入生命的虚无之中，迫切想要抓住点什么，狂热地想要写东西。这可能是钱文遭遇的最大的精神危机——即便是落难之身，他仍然充满写作的激情，并为此不惜放弃京城较为舒适的生活，自愿报名来到新疆，又下沉到边城伊犁，有那么多的生活体验，有积郁多年的情感积淀，当农民也罢，当“逍遥派”也罢，都从根本上改变了钱文最初的心愿。尽管钱文善于自我排解、自我安慰，用各种各样的理由说服自己，但从事写作的欲望有朝一日忽然从层层积压下迸发出来，犹如大河决堤，却又无处安顿，令他五内俱焚，声索无门，令钱文及其背后的王蒙既无法回避又无法直视。这正像龚自珍在《己亥杂诗》中所云：“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既壮周旋杂痴黠，童心来复梦中身。”在弱冠的年纪，钱文就显示出极为醒目的文学创作才情，如今已经人到中年，是万事休，还是万事兴？童心犹在，现实却如梦幻泡影了。
轻灵、洞达与超迈
当然，这样沉重的文字，在王蒙洋洋洒洒两千多万字的作品中，并不多见。也幸亏不多见。否则，纠结在这些伤心往事中难以挣脱，一写再写，就没有高产、丰富、驳杂的王蒙了。
而轻灵在王蒙的小说中比比皆是。在《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干预生活”的号角频吹，激励了林震和赵慧文青春的火焰，他们一起听柴可夫斯基的《意大利随想曲》，该曲如一缕清风，既抚慰了两个纯洁多情的心灵，也丰富了作品的思想情感蕴涵。在《夜的眼》中，全社会予以高度关注的沉重话题却被羊腿的话题予以稀释，不再那么扎眼，亦形成了夜色中的意识涌流、思绪纷纭。
在更多的时候，王蒙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洞达与超迈。因为洞达，所以能够承受深切的痛苦而坦然处之；因为超迈，所以可以超越危难的深渊，可以在更大的历史时段中展望旧日的坎坷波折，抚平心灵的创伤。写作是他排遣和舒泄胸中块垒的有效方式。如王蒙所言，他是个乐观主义者，“对我来说，写作让我充实，而且我至今没有疲倦感和冷淡感。这种浓郁的写作兴味，根源于我对人生、家国、政治、社会包括个人的成长、爱情、婚姻都抱有比较积极、乐观、向上的态度。顺利的时候保持积极的态度，不顺利的时候，我仍然能够保持积极的态度。除了乐观，我对生活万物充满了不易衰减的爱恋”（学术访谈《王蒙、沈杏培：“我是永远的激情飙客”》）。
2012年秋天，与王蒙厮守多年的妻子崔瑞芳病逝，2013年初，王蒙发表《明年我将衰老》，这是悼念亡妻的悼文。王蒙与妻子崔瑞芳的爱情，在文坛传为佳话。她对王蒙不离不弃，以坚忍的爱情抵御时代变幻。风雨兼程，往事历历，悼念亡妻是中国文学中一个历史非常久远的文学母题。南北朝诗人潘岳的《悼亡》开其先河，苏东坡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令人过目难忘，王蒙的《明年我将衰老》别开生面，将死亡写得云淡风轻，甚至将印度教中执掌创造与毁灭的湿婆神引入妻子的临终心态：
你垂下头，静静地迎接造物删节的出手不凡。你愿意体会类似印度教中的湿婆神——毁灭之神的伟大与崇高。冷酷是一种伟大的美。冷酷提炼了美的纯粹，美的墓碑是美的极致。冷酷有大美而不言……留恋已经进入全不留恋，担忧已经变成决绝了断。辞世就是不再停留，也就是仍然留下了一切美好。存在就是永垂而去。记住了一分钟就等于会有下一分钟。永恒的别离也就是永远的纪念与生动。出现就是永远。
如引文中所言，湿婆神既是创造者又是毁灭者，兼具生殖与毁灭、创造与破坏的双重性格，富有大自然的辩证法。被创造者终究要被毁灭，而毁灭也证明了曾经的存在，“出现就是永远”。因此，毁灭和冷酷自有其美感，死亡的告别与新生的创造同样值得尊敬和仰望。
痛失爱侣，对于王蒙而言，是人生最为伤魂的关节，但《明年我将衰老》却将莫大的感伤遮掩起来，屏蔽死亡带给自己的痛苦哀伤，将它转化为深情的诉说，对60年相守相伴的挚情岁月的绵绵回忆，并且尽力实现妻子的遗愿，用“明年我将衰老，今天仍将歌唱”“明年我将衰老，今天仍青春万岁”的蓬勃心态，快乐、健康地活下去，“我将用七种语言为你将唱挽歌转为赞美诗。我已经有了太极。即使明年我将衰老，现在仍是生动！”也可以说，《明年我将衰老》就是献给妻子崔瑞芳的赞美诗。长歌可以当哭，将挽歌变奏为赞美诗，这是古今中外只有少数杰出文人才可以做到的。
（作者系山东大学人文社科青岛研究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