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大流感是新型冠状病毒全球大流行前人类所经历的最大规模全球性甲型H1N1病毒大流行。大流感起源于禽流感，最初从野鸟传给野鸭一类的水禽，可能还有鸡和猪。这些动物再把病毒传播给最容易接触到这些动物的人。1918年3月在美国堪萨斯军营中的炊事兵阿尔伯特·吉切尔被美英许多研究者认为是这场大流感的零号病人。在这之后，病毒进一步变异得更有致命性，并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军队集中和大规模向海外派遣在欧洲战场传播开来，逐渐席卷全球。面对突如其来的空前疫情袭击，各国政府猝不及防，科学家和各国医学界及医疗资源都没有做好准备。欧洲和美国都卷入世界大战，都把赢得战争放在首位。尤其是美国在总统威尔逊打赢“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目标下，并没有充分动员联邦的资源全力以赴控制疫情。当时美国各州各行其是的防疫措施参差不齐，各类统计显示此次疫情导致美国死亡人数达70余万。由于科学准备不足且社会治理手段不济，据医学史研究者估算，全世界死于1918大流感的人数约在5000万到1亿之间，这次大流感由是成为了人类历史上永远无法抹去的创痛，后世学者也因此普遍较为重视总结1918大流感的历史教训，试图从中寻觅可资参考的科学文化、社会治理案例。

　　地理溯源暗流汹涌

　　早在疫情起初，科学家们就希望找到疫情起源，从而为对症下药、遏制疫情蔓延创造有利条件。但是限于当时科学能力，大流行期间的科学家们都没能对疫情起源做出合理阐释。甚至与科学道路相背，有部分科学家、临床医生基于片面经验，曲解科学报道，并以此为素材，发布了许多具有误导性的论断。与此同时，疫情席卷下普通民众的生活受到了极大冲击，于是在一些别有用心者及各类为博眼球不择手段的媒体助推下，大流行期间美国的流感地理溯源暗流汹涌，相关舆论不断发酵，将美国社会对疫情起源的整体认识推向了反科学的悬崖边缘。

　　除却众所周知的“西班牙流感”这一谬称外，1918大流感期间，尚有其他几种地理溯源广为流传，影响深远。

　　大流行期间，美国病理学界认定“上一场世界性传染病暴发”发生在俄国远东地区。1918年11月，柯里尔医生撰文指出，那场疫情起源于1910年的俄国，然后经由哈尔滨传入中国华北。在没有任何证据支持柯里尔猜想的前提下，竟然很快就有美国报纸以《俄国应为此负责》为题发布了新闻。1919年1月，有美国媒体将十月革命蔑称为布尔什维克的 “政治大流感”，并怀有恶意地以流感传播态势比拟革命的国际影响：“过去几年里我们的宿敌——带有明显的布尔什维克倾向的俄罗斯流感，用‘西班牙流感’这个更有诗意的名字作了伪装。”1920年3月，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首任所长弗莱克斯纳在美国医师协会大会上报告：“有一些优秀的推理认为流感的发源地是东欧，特别是俄国和土耳其斯坦之间的边境地区。许多记录在案的流感病例或多或少都来源于此地，历史近期的一些流感也可以高度确定地追溯到那里。”弗氏的科学假说一经发布便被媒体过度解读。有报纸扬言“流感生于俄国”，也有新闻宣称“东欧疫区——有案可查的诸多大流行从该处散布”。乍看之下，弗氏俨然化身为“俄国流感说”的代言人，但他所提只是未经证实的科学假说，使之偏离科学轨道的，是无良媒体的蓄意炒作。

　　一战期间，美国对于德国的敌意也蔓延到公共卫生领域，社会上出现了诸多充满质疑的传言。1918年9月，《纽约时报》连续刊文批评道：“人们倾向于将这种疾病与战争的仇恨和民族主义情感维系在一起，指责德国的战壕或者潜艇是这种恶疾的发源。”事实上，疫情期间美国舆论里有关“德国是瘟疫起源”的谬说此起彼伏。譬如医学家赫什伯格就曾谈道：“西班牙是大流行的一个替罪羊而已……疾病起源于德国战壕”，他还就此鼓呼道：“同盟国的医生和科学家正在认真考虑这种疾病的细菌是不是由德国政府故意传播，以削弱其敌手。”《斯通县商报》借题发挥道：“若去追溯到这种疾病在全国范围内传播的原因，我们相信他们会称之为德国流感……毫无疑问，德国特工和间谍把病菌传给了我们。”几乎同时，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有匿名人士向当地报纸披露称，某些医生和护士是德军间谍，因蓄意传播流感细菌而被枪毙。不过经核实后发现，以上消息纯属无稽之谈。当时甚至还有针对德国的“毒气说”。1918年12月，《达拉斯晨报》报道了芝加哥医生克罗夫特的推测，他认为地球的大气层已经被德国战争实验室里蓄意合成的有毒气体所污染。报道称这一理论“将全世界的愤愤不平都指向德国，德国不仅成为了战争的挑动者，还是毒气的释放者，进而导致了这场疾病，令世界成为受害者”。

　　把中国视作疾病源头是美国舆论根系颇深的思维惯式。疫情期间，许多美国舆论盯上了中国派赴前线的20万华工，认为是他们带去了1910年代“东北鼠疫”的杆菌。有美国新闻表示：“更适合这种疾病的名字应当是 ‘中国流感’。”同时，在1919年夏秋之交中国霍乱流行之际，有美国媒体报道称“大流感，以及所有其他存在于宇宙中的大瘟疫都是在亚洲产生的，它们如同插翅了一般，随着文明的流动扩散向西方”。疫情期间，美国舆论界最富影响的“中国起源”叙述，由号称“美国军医”的詹姆斯·金一手炮制。1918年底，金发表了震惊四座的“中国鼠疫”长篇论说。文章一经刊行，“流感实为鼠疫”“疾病源自中国”的舆论风波席卷全美。《华盛顿邮报》在获悉金的论断后扬言“流感大流行是中国人的错！”值得注意的是，近代中国杰出医学家、成功指挥扑灭1910年代东北鼠疫疫情的领军人物伍连德，曾在《北华捷报》公开驳斥詹姆斯·金的系列谬论，有力回击了部分美国舆论的无端造谣。

　　稍晚时候，个别美国医学期刊将流感起源追溯至欧洲。《美国医学会杂志》1919年7月的一份调查表明，流感在1918年初已经在西班牙、法国甚至英国流行。通过病菌分析以及对感染率在时间轴上变化的研判，医学专家指出，所谓的“西班牙流感”有可能是从在法国广泛流行的严重地方性传染病转变而来。美国士兵到达欧洲后，由于对环境不适应、免疫力下降，这种地方病也就侵入士兵体内，由此扩散至更多地区。美国《内科杂志》也曾刊载过一篇关于美军与流感关系的报告，其中提到：“在寻找任何大流行疾病的起源时，必须认识到这种疾病并非每次都是‘完全重新出现’，对于一种以前就曾广泛流行的疾病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如黑死病、霍乱和黄热病，就是已知在某些地方性疫源地存在了较长一段时间，突然开始传播，甚至出现大流行。”这篇文章还提到，根据西班牙方面在1918年4月至6月的报告，意大利海军在5月上旬就开始暴发疫情。总体而言，由于政治相亲且种族相近，1918大流感期间美国舆论的“欧洲溯源”相对理智、冷静，总体上没有出现太多基于偏见的扭曲、篡改。

　　后疫情时代寻求科学溯源

　　大流行期间，上述四种自相矛盾的地理溯源始终存在，在美国政府和公共卫生机构对疫情权威解释缺位的情况下，这类狭隘民族主义观点在美国社会持续发酵，混淆视听，阻碍了美国抗疫的总体进程。

　　但科学的问题只能有赖科学家在科学逻辑的范围中去求得真相。大流行尚未结束，一些有识之士已开始批评这些没有科学依据的溯源。1919年1月11日，《凤凰城论坛报》头版刊出反对流感种族主义的长文，作者指出：“无论对流感病毒提出什么其他的指控，它肯定是没有种族和肤色偏见的，即它攻击那些适合它攻击的人，无关受害者的种族、肤色，或所处社会的发展水平。”与此同时，美国联邦及各级政府、高校与科研院所亦相继展开了多种形式的初步的大流感溯源工作。然而，由于当时病毒学尚未诞生，病理学体系建构尚不完备，溯源工作在很长时间内进展极其缓慢。

　　直到1933年，史密斯、安德鲁斯、莱德劳三位英国科学家，成功地将过滤后的流感病例的咽喉冲洗液，经鼻腔滴注输入雪貂体内。这批雪貂在平均两天潜伏期后很快出现发热、流涕等明显的流感症状。这项突破性的研究使人类在历史上第一次认识到在传染病微生物世界还有比细菌更小的病毒的存在，这为医学科学家展开流感病毒研究的动物实验开辟了道路，带来大流感科学溯源的一次飞跃。

　　1933—1940年间，A、B型流感病毒先后被成功识别。1942年，美国病毒学家乔治·赫斯特及其团队成功完成了鸡胚胎流感病毒和抗体的体内滴定，并率先用光电密度计滴定流感血凝素（HA）和神经氨酸酶抗体（NA）。赫斯特的成果被后世学者认为是人类流感病毒学研究的又一座里程碑——它为流感病毒的生物学研究奠定了技术基础。同样是在1942年，英国驻南非军医吉尔通过详细调查发现，流感病毒能由宿主上呼吸道向新患者传播。吉尔的研究进一步拓展了基于传染病学的流感疫情研究空间。随着病毒检测精密仪器不断进步，流感病毒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日新月异。1947年，来自纽约的泰勒医生从患有呼吸道疾病的发热病人身上，分离出一种不同往常的流感病毒。翌年，密歇根州的弗朗西斯医师也从患者身上提取到一类“新的流感病毒”，该物质旋即被命名为“C型流感病毒”。至此，人类主要流感病毒的谱系与病毒学“画像”基本完成，大流感的病毒学专业溯源越来越具备各方面基础。

　　20世纪中叶以来，1918大流感的科学溯源又乘上了新科学体系的“东风”——1953年，英美两国科学家携手提出了脱氧核糖核酸（DNA）分子结构的双螺旋模型，生命科学迈入“基因时代”。基因技术的应用对于1918大流感溯源认识，具有不可替代的变革性意义。

　　1967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彼得·杜斯伯格率先完成了流感病毒的RNA重构。1969年，美国国家神经研究所的保罗·布朗等科学家率先根据病毒基因测序结果，推测了1918大流感的致病源或为类似于A型流感的病毒。1977年，英国科学家查尔斯·坎贝尔等对当时香港流感病毒进行了基因型分析，提出该病毒与1918大流感的病毒高度相似。1997年，美国军事病理研究所的杰佛里·陶本伯格，从1918大流感期间杰克逊堡某病死军人的肺部组织里，分离出了相关病毒，并于其中4个DNA片段上测定了9个病毒RNA片段的序列。陶本伯格团队与前辈约翰·哈尔丁重返阿拉斯加，在永冻层中挖出了4具死于1918大流感的遗体。在一具被科学家命名为“露西”的遗体内，陶本伯格团队成功收集到了质量颇佳的1918大流感病毒RNA样品。以此为基础，在1997—2005年间，陶本伯格团队陆续测定了1918大流感病毒的完整基因序列。至此，困扰全人类90余年的1918大流感“身世之谜”最终揭开了最厚的一层“面纱”。

　　在病毒学维度溯源外，自时间、地理角度展开的溯源也取得了可观进展。首先是科学家们利用血凝素糖蛋白检测，基本确定1918大流感病毒起源于1918年以前，其关键蛋白重组最有可能发生在1915年前后。时间的上推使得1918大流感空间“原点”的找寻非常困难。但就目前已有的发现来看，美国和英国医学科学家和医学科学史家一个初步的共识是1918大流感始于美国堪萨斯的哈克斯尔县。尽管还有科学家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但依据实证而非某些流言蜚语得出的科学假说，已经彻底否定了基于政治需要和种族主义提出的污名化谬论。

　　从历史警醒中汲取科学经验

　　回顾有关1918大流感的种种污名，回望疫情发生以来美国各界的科学溯源历程，许多重要的历史警醒迄今仍振聋发聩。

　　首先，要充分利用前沿尖端技术找出真实可信、逻辑完整的病毒溯源证据，使之成为理性认识传染病大流行的素材。同时，要做好充分严谨的普及阐释，使证据聚焦科学而非政治。相关工作既是科普界的责任，亦是一切与疫情溯源相关机构的共同使命。

　　其次，病毒无国界，科学无国界。唯有各国科学家独立于外界干扰，携手展开系统性专业性的调查分析，才能最终实现有价值的病毒溯源。1918大流感期间，部分自恃种族优越感的科学家制造了诸多偏狭荒谬的溯源观点。表面上看，这是科学研究不透彻的结果，深层次审视造成这些乱象的最根本原因，还是科学研究中的孤立主义横行肆虐。反观后来的科学溯源过程，不仅多国科学家相继参与工作，连主要样本与案例的空间来源，也遍布世界各地。这充分说明科学的疫情溯源，终究要依靠全球团结携手才能真正实现。1918大流感后，应运而生的“全球流感规划”成为了最早的全球性公共卫生监测网络。此外，世界卫生组织也在周期性编制《全球流感防控战略》（最新版为2019年至2030年），相关行动均将人类视为一个不可拆分、无法相互孤立的整体，主张调用全球资源、发动世界各国，共同应对流感这种对人类健康福祉影响较深的传染病。由此观之，无论是病原溯源，还是公共卫生防范，流感等全球传染病大流行既是横亘在人类生存与发展面前的巨大挑战，也是不断强化、深化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契机。

　　再次，任何传染病大流行的疫情溯源，都必须在行动前厘清“溯什么源”这个研究出发点，从而准确定位“向谁溯源”。旨在找寻生物学层面传染病发生原点的溯源是病原溯源，相关工作的目标是调查病原产生，以及传染病侵入人体并传播至人际的机理。这种溯源工作的视野，聚焦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不适宜也不应该被挪用到人类社会内部关系的评判、处置中。关注传染病扩散空间过程的地理溯源，旨在为切断疫情跨境、全球传播提供科学依据。其科学发现，是不受人意志左右的事实，不可用作谴责、声讨疫情“最初”原点的所谓“证据”。最为重要的是，正如1918大流感的确切地理起源迄今仍无定谳，任何传染病的地理溯源都只能是局部的、大致的、阶段性的，不能排除在科学家所推测的“暴发点”之外，存在着更早出现疫情却不为人知的地点。对于妄图拿疫情地理溯源栽赃抹黑他人者，这是极为重要的警示，因为完全存在“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可能性。

　　1918大流感起源研究留给今人的最重要的一条启示是：疫情溯源绝非任何一方面的“追责索债”，而是面向科学“战疫”、面向人类健康福祉的世界性、公益性工作。应倡导建立一套与现行国际法原则相适配的“病毒溯源国际公约”。各国要在以联合国（世卫组织）为中心的多边外交模式下，平等、坦诚、科学地推动传染病的病毒溯源。早在2015年5月，世界卫生组织就组织编订了《新发传染病命名建议》，鉴于历史上疾病污名化的教训，呼吁全球科学家、卫生部门、媒体都应该避免因疾病名称而给某个国家或个人带来不利影响。然而，限于国际法强制力的缺失，《新发传染病命名建议》对生效后部分国家、机构、个人不负责任的病毒溯源表态，并未起到限制或惩戒作用。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中国，完全有理由牵头，提出具有更强约束力、规范性的“病毒溯源国际公约”，发扬《新发传染病命名建议》的优良传统，让病毒、疫情溯源回归科学，让科学的病毒、疫情溯源不断丰富拓展人类命运共同体关于重大传染病防控知识体系的内涵及外延。

　　（作者系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大学全球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上海大学毒品与国家安全中心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