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威在《晚清小说新论》导言中提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以言说晚清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价值，及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晚清社会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中国社会走向现代的重要转折，晚清的变局与激荡，成为中国现代性的起点。无论是花之安《自西徂东》，还是难以计数的以“西”为名的书籍，无一不在述说晚清剧变中“西”的力量。西学书籍是传播西方知识的重要媒介，晚清士人借助这一媒介，认知西方、学习西学，重塑自身的知识结构，更为重要的是借此寻求救亡之途。

　　清代西书的出版，始自传教士的译介。1811年，马礼逊在广州出版了第一本中文西书，拉开了近代西书出版的序幕。早期西学书籍报刊的出版是传教士为突破清政府传教限制寻求的解决之径。从马礼逊、米怜到麦都思、郭士立、裨治文，这些早期传教士的西书翻译，多以宗教书籍为主，马礼逊等人翻译了第一部《圣经》，并编撰了第一本《字典》，奠定了近代西书传播的基础。据熊月之统计，鸦片战争前，传教士共出版中文西书报刊等148种，其中宗教书籍114种。科学、史地、博物等知识也开始出现，但这些非宗教知识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正如郭士立所言，是为了向中国人展示西洋各国不输于东方的文明。这一时期西书传播主要是单向度的，是传教的蹊径，在接受层面呈现出极为匮乏的局面。受到清政府禁令的影响，传教士无法公开传教，往往以其他身份为掩护进行传教，如马礼逊的公开身份是东印度公司的译员，因此，西书的读者也如传教活动一样，往往局限于周遭，以中下层中国人为主。这一时期西书翻译也呈现迎合中国的特征：引用中国圣贤语录以迎合中国读者需求，采用通俗语言以适应下层社会的阅读需求，以中国传统的观念和语言阐释西书内容。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五口通商的开启，西书出版不仅数量急剧增长，其特征也发生了明显变化。科学书籍大量涌现，这与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对西方认知需求有直接关系。无论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还是西学中源之说，均呈现这一时期国人对西方知识体系认知的变化。近代最早介绍西方天文学的著作《天文问答》《天文略论》，第一部高等数学著作《代微积拾级》，第一本西方植物学著作《植物学》等均为这一时期西学书籍的代表。上海成为这一时期西书翻译的重镇，墨海书馆是上海西书翻译的代表，不仅一大批西学书籍在馆翻译出版，同时也培养了第一批西书翻译人才，李善兰、王韬、管嗣复等，都对近代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传播者的角度看，科学知识也是这一时期西书译介的主要内容，《增版东西学书录》记载1902年前出版的各类西书800余种，并将其分为史志、格致、算学、医学等三十一类，呈现出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书籍在中国翻译出版的繁荣景象。与之相应的是西学书籍的传播对象也从下层社会转向知识阶层，“供应比较高档的书籍给中国更有才智的阶层阅读”（韦廉臣《同文书会发起书》）。李提摩太主持广学会后，将工作对象定位于中上层官员及知识分子，曾多次向各级官员及参加乡试、会试等的考生赠书。这些举措都扩大了科学书籍的出版及其在中国知识阶层的影响力。

　　在接受层面，中国知识阶层也开始主动接触西书。睁眼看世界的林则徐不仅组织翻译西书西报，也开始学习并接受西书知识。魏源《海国图志》是中国人自己编撰的第一部详尽介绍西方地理、科学知识的书籍，是书的编撰利用了当时国内易得的各类西书，同时体现了彼时国人对西学知识的需求及认知情况，因而出版后引起较大反响。《增版东西学书录》专设“中国人辑著书”，这些都是国人接受并系统介绍西书的成果。李善兰、王韬等人作为译者介入西书翻译出版，在他们身上都能看到西学的影响。王韬《循环日报》的言论，及其执掌上海格致书院开创的西学人才培养，均受惠于早年的西书翻译与西学修为。同时，当时的清政府也开始主动拥抱西书，不仅出现了一批官办译书机构，如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等，也出现了一些重视译书的官员，如张之洞就曾以西书为中国知西政、西学之始（《劝学篇·广译》）。

　　西方传教士借科学知识为传播工具，中国知识阶层则以此打开了探索西方的大门，目标虽异，路径却似，东西双向的改变，使得以科学为代表的西学开始重塑中国读书人的知识结构。

　　戊戌变法后，西学传播又发生了一次巨大的转变，呈现出新的特征。首先是西学书籍的数量空前增长，甲午海战失利，举国震栗，西学成为知识群体寻求救亡之路的重要途径，这一现实的需求刺激了西书的传播。据不完全统计，仅1900—1911年各类西书的译本就达1599种（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超过过去90年翻译总数的2倍。甲午海战中日本的崛起也备受关注，引发了留日大潮，留日学生人数最多的1906年达12000人（李喜所《清末留日学生人数小考》）。留日学潮的兴起带来西学自东而来的新局面，大量西学书籍转译自日本。这一时期西学译介的内容从对科学、技艺等物质层面的追逐，转向制度、思想等文化层面。癸卯学制之后，西学进入各类新式学堂，借教科书被更为广泛的读书人群体所接纳。留日学生也成为西书翻译的重要群体。据统计，1880年到1904年，留日学生翻译团体共译日文书籍、文章约2204种，其中人文社科类超过60%（邵宝《清末留日学生与社会》）。留学大潮及新式学堂的风起云涌，使新知识阶层崛起成为西书与西学传播重要的接受者与传播者，西学从星星之火一变而燎原，西书的传播途径也变得多样，学堂、书店、报刊都为西书的获取提供了便捷之道，而阅报所、演讲、讲报等则促成西学自上而下的渗透。

　　近代西书传播过程也是中国读书人从士走向知识分子的过程。读书人对西学从拒绝到拥抱，是趋于势的择选，也赖于西学媒介的蓬勃而起。鸦片战争以来的颓亡让中国人看到只有西学才是救亡的途径。随着科举制度在1905年被废除，新式教育制度使读书人的教育经历与政府公职之间的关系日趋疏离，专业的知识训练则促使其向专业知识人转向。知识人始终慎守“士”的责任，因此西学不仅是他们成为知识分子的媒介，也是他们寻求的救国方略。无论是晚清的物竞天择，还是五四的德赛二先生，无一不是近代中国知识人找寻救亡之途的追索。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不仅是文化上的前后相因，也是思想上的上下赓续，让中国这艘古老的船，穿越五千年而来，继续驶向历史长河的绵长未来。

　　（作者单位：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