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初，一个全新的中国正在显现；当下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是追求公正与和平的现代化。这不仅要求我们对昔日世界做出全面、客观、公平、合理的解释，而且要求我们在以古鉴今的基础上探索人类发展的新模式，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理论的准备。世界历史是多元的、变化的、复杂的，留下的文献是有限的，描述世界、认识世界、解释世界的模式也不是单一的，而是开放的、多中心的、多路径的。如何突破“西方中心论”进行学术反霸权？如何培养具有全球性交叉视角的人才？如何以文明交往、文明互鉴的模式编写新世界史？等等，都是时代之问。
中国世界史学术的内涵
要融入世界，就要研究世界、理解世界，同时这也是让世界认识中国、认知真实中国的过程；要认知世界，就要研究世界史；要成为学术强国，就要探寻知识生产规律，构建学术话语权。新时代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要立足我国实际，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世界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真切表达当代中国人对于人类历史和未来的看法。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仅需要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以当代中国的视角、当代中国的实践经验确立世界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同样也需要在与国际学术前沿的对话中提出新概念、创建新理论、构建新体系。
在构建中国世界史学科“三大体系”时，需要深刻理解中国学术在世界学术之林中的现有状况。中国学术与世界学术的关系，在本质上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历史与现实的关系、现实与未来的关系。中国的世界史学科也是如此。世界史的撰写是传播本国文明的一种工具，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
我们再看看文明中心与城市、帝国之间的关系。没有世界城市就没有世界帝国，没有世界城市就没有世界文明中心，历史已不断证明这一事实。如果把城市的概念无限放大的话，那欧美“通过对外扩张，西方列强将世界瓜分完毕，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确立了全球霸权。欧美成为世界的‘中心’，它们是‘城市’；亚非拉则是‘边缘’，是‘农村’”。这是城市化带来的资源配置的结果，也是市场机制和国家政府举措共同作用的产物。同样地，欧美资本主义通过开拓全球市场将亚非拉纳入自己的全球秩序中，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成为当时的世界文明中心。历史同样告诉我们，文明中心并非固定不变，近代以来的世界文明中心经历了多次转移。文明中心的形成和转移一方面取决于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另一方面也需要先进理念和精神文明作指引。
对上述问题的思考和反思，涉及中国世界史学科体系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历史重大理论问题话语体系的建设。换言之，中国世界史学科应当聚焦人类面临的重大历史和现实问题，利用人类积淀下来的知识和智慧，创造性地探讨当下局势和现象的成因、本质，揭示其面向未来的可能趋势。中国世界史学科应当注重研究世界历史上的重要现象或宏大课题、长时段的社会转型和文化交往，同时也要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对这些重大理论问题作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阐发。要从世界史学科实际出发，强调关于本土史学实践的原创性研究与理论化解释，构建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的基础理论，兼顾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原创性研究，也不忽视对于西方史学话语体系的批判性研究，进而提出中国学者的相应观点与解释框架。
中国世界史学科体系的建设同样要立足于中国现实，要以中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进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为导向，进行系统比较研究。比较出真知，比较可以让陌生的事情变得比较熟悉；对不同文明进行持续的、批判性的比较，探索人类面临问题时不同的反应，既可学到他人的智慧，亦可揭示出各自特殊性；比较可以得出一些规律性认识，找出共同的文化认同感；比较可以破除陈规陋见，发现新知。
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但我们的国际化人才队伍还比较薄弱，我们的知识生产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升，我们的宏观学术规划还没有上升到国家层面，我们的概念构建水平需要积累，我们的传播能力还远远不能满足现实需要，这是当下中国世界史研究最大的时代背景。史学研究离不开时代需要，这种需要是思想迸发之母，中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时遇到的重大问题为世界史研究提供了不竭的动力。理论创新从问题开始，概念凝练源自社会实践，合理话语则是丰富知识生产的结晶，这一切都是学者与时代互动的产物。
世界史学科体系的三个层面
笔者认为世界史学科体系的重新建构至少应该考虑以下三个层面的问题。首先，如果将世界史定位为学术型建构，那么，它就更应该注重其学术前沿性，也就是应该和国外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史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进行比较与吸收，并尝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学科体系。另外，该如何理解这个“中国特色”，是否是从之前的“西方中心主义”跳到另一个“中国中心主义”呢？答案必然是否定的。然而，任何历史文明体系的构建都不可避免地会打上“自我中心”的烙印。因此，如何平衡“自我中心”与诸文明互动之间的张力，也是值得反思的。如果将历史理解为权力解释话语，那么，时下的“从中心到边缘”的范式转移，并不意味着非此即彼的新一轮解释话语权的绝对让渡，从之前的“西风压倒东风”变成“东风压倒西风”，而是意味着“多中存一”的共生对话模式。有效的对话一定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模式，而是一种多元开放模式。这种多元与开放性需要主体的包容心态作为前提，反映在世界历史学科体系的建构中，就是历史书写者（研究者）一方面必须让之前一直沉默的声音发声，另一方面也不应该刻意削减传统西方历史叙事的篇幅，应该因时制宜，实事求是，根据不同时代文明发展的具体情况进行量体裁衣式的谋篇布局。
其次，如果将其定位为历史学科教育体系中的一个门类，为其编写教材，那么，就应该考虑不同的教育学制之间的世界史编纂差异。这涉及不同阶段的教育功能定位以及不同接受者（受众）认知的实际情况。比如，新时代的世界史学科有什么特色或优势？初中的世界史教材与高中有什么区别？职业教育的世界史教材又该如何编写？还是说，这种中国世界史学科体系只是准备停留在大学教育中或者学术共同体的内部？是否应该考虑世界史学科与国内近十几年来兴起的公众史学的关系，两者该如何进行衔接融合，从而保持其生命力（可以参考借鉴美国公众史学与世界史教育的关系定位）？这些问题也应该纳入世界史学科建设的范畴。
最后，要处理好中国史与外国史的关系。“世界史”在中国似乎是一个独特的概念，中国的历史学家讲的“世界史”一般是不包括“中国史”的，研究世界史的学者基本是术业有专攻，少有关心中国史的。两支队伍中从事比较研究的似乎也不多，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彭慕兰的《大分流》，如果离开中国的视野，如果没有中国材料作支撑，这些著作会出现吗？殊不知，在中国研究中国史的历史学家，假如去美国、德国、俄罗斯、日本等国做研究，随着空间的转移，他们的身份也随之变化，成为美国的世界史研究者了，他们研究的对象就真成为世界史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了，可见就此而言“中国的就是世界的，世界的就是中国的”是非常正确的一句话。历史是客观的，但对历史的解释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意义系统，人们通过这个系统以不同的立场来理解世界。因此，我们在构建世界史体系时，务必做到去“他者中心”，去“自我中心”，这是实现共同学术的必然之路。
大力推进中国世界史“三大体系”建设
当代中国的世界史有三种解释模式：新中国成立后的苏联模式、改革开放后的西方模式、新时代的中国模式。就新时代中国世界史模式而言，中国对世界的解释方式刚刚起步，在人才培养、观念转变、重视程度等方面需要长期积累，突破的道路仍很漫长。当代中国的学科体系是舶来品，是经过改造后符合中国国情的，当然也在不断调整中，但和西方的学科体系不是一一对应关系，如西方一般把语言分为语言学和现代语言，而在中国则是和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合并在一起的。世界史学科体系则更为复杂，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是一个紧迫的任务，这涉及未来的人才培养。
在笔者看来，中国的世界史学科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不仅涉及学科分类，更包括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而这一切都是以知识生产为基础的，是学术体系的重要内容。知识生产大致包括：人才培养（大学、院系的建立，课程设置、教材编写、编写教材的指导思想，观念的提出、概念的凝练与传播等，建立各种学会、协会以维护知识生产的合法性）、知识传播（创办各种专业报刊，设立出版社、图书馆、博物馆等，利用传媒进行知识传播）、知识应用（申请专利、知识产权，维护自身的优势）、知识评估（设立学术奖项、院士等称号，运作SSCI、A&HCI、CSSCI等检索系统，牢牢掌握话语权）等。
中国特色世界史学科体系的持续探索和建设，应当重视知识生产的各个环节。举例而言，考虑到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机制，我们有必要更加充分地认识学术出版对于“三大体系”建设的意义。我们在世界史学术研究方面已取得一些成绩，精品也在陆续出现，这固然是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如果在出版传播方面不下功夫、不花大气力、不进行国际化出版，中国世界史学科体系的建设也难言完善。没有国际化的编辑队伍，哪来国际化的出版；没有国际化的出版，哪来国际化的作者队伍；没有国际化的作者队伍，哪来世界性的智慧汇聚。出版社不能只是跟风，做一些畅销书，不做常远规划，不研究战略出版，中国学术的整体能力就很难提升。这需要我们思考如何整体系统规划设计世界史系列学科学术出版物，挖掘历史资源，寻找新的比较角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中国究竟需要培养怎样的世界史专业人才，怎么去布局世界史学科与专业，也是值得认真思考的。2011年世界史升级为一级学科，可谓是中国的开放包容、渴望了解世界的一个标志，从那时起，中国世界史学科发展走上了快车道。伴随中国实力的提升，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与世界、世界与中国越来越成为焦点，区域治理、全球治理需要越来越多的高端专门人才。2022年作为一级学科的“区域国别学”成为新文科、新理科、交叉学科的生长点，亦是进行有组织科研的重要抓手。研究外国是一个系统的、综合的、多层面的、漫长的过程，只有不断积累才能培养出胸怀世界的复合型战略人才。区域研究是一个重要的路径与突破口。“区域国别学”不同于传统的学术学位培养，学生要有研究的实际体验，可能的话，建议由国家层面设置富有特色的游学计划。
调查研究是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的中间环节，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途径。同样地，进行调研，摸清家底是建设中国世界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一个基础性工作。当代中国世界史研究体系建设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这个问题在本质上是解决中国世界史与世界学术体系对接的问题。“三大体系”不是搞一套别人看不懂的体系，搞一套自娱自乐的系统，搞一套有悖世界学术潮流的体系，不是关起门来搞学术建设，而是学习如何融入世界学术，如何贡献世界学术，在其中作出独特贡献，从而彰显自身影响力。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就很难对接国际史坛，也很难真正与国外有影响的史家对话，会陷于自说自话、孤芳自赏的情境。职业历史学家的任务与担当是纯学术研究，提出重新解释世界、观察世界、理解世界的理论与方法，尽快缩短与世界学术前沿的差距，没有深入研究，哪有大众普及。一言蔽之，为国家培养什么样的历史学家，如何培养历史学家，培养多少历史学家，不但要结合现实需要，也要参考以往历史学发展的经验、教训。
就此而言，我们要认真梳理人文学科的历史、社会科学的历史、科学技术的历史、医学的历史、大文科的历史、大理科的历史、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在一个伟大的传统之链中不断吸收过去积累的智慧。同时，要反思我们学术研究中的基础概念、基本理论、基本体系、基本方法、基本认识，需要对隐藏其中的知识论、价值观、道德感、未来感进行学术考古。这本身就是构建中国世界史“三大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特色世界史解释模式的构建，中国特色世界史学科体系的建设，这些使命的完成都需要不懈探索和长期积累作为基础，也需要我们保持清醒的态度，了解西方文化和文明的逻辑，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汲取域外优秀文化。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西方的学科建制也非一日之功，中国的学术发展也须遵循这个规律。在世界史学术王国里，构建富有自身特色的概念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是当代中国学者的使命，这个使命的完成需要一代一代学者长期坚持，不断努力才有希望。我们是问题的提出者，也是实践的开拓者；我们不但是拿来主义者，更是善于扬弃者、勇于创新者。未来已来，曙光已现，学术创新，永无止境，但有时要慢一些，让我们有足够反思的时间、批判的空间、想象的力量，我们的目标是创造一个人类共同的学术叙事。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