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礼贤著《德国孔夫子的中国日志》（秦俊峰译）

　　卫礼贤的原名为理查德·威廉（Richard Wilhelm，1873—1930），来中国后改名卫希圣，字礼贤，亦作尉礼贤，是20世纪知名的德国汉学家。1873年出生于斯图加特，1891—1895年，在杜宾根大学学习神学，其间受歌德诗歌的影响，向往东方文化。1895年8月，通过神学职业资格考试，并于同年底被派往斯图加特的一家修道院附属教堂担任神职工作，后升至代理牧师。1897年结识其后来的妻子莎乐美（Salome，中文名字为“美懿”）。1899年5月，来到中国青岛传教。1900年5月在上海完婚并移居青岛，先后创办“礼贤书院”和 “美懿书院”（又叫“淑范女学”）。1913年之后与劳乃宣（1843—1921）结师生之谊。1920年夏天结束其传教生涯，回到德国，在各地演讲，传播中国文化。1922年初，卫礼贤任德国驻北京公使馆科学参赞。1923年应蔡元培之聘出任北京大学名誉教授，教授德国文学。1924年，卫礼贤返回德国，被聘为法兰克福大学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专业名誉教授和终身教授。1925年，卫礼贤在法兰克福建立“中国学社”，继续传播中国文化。

■卫礼贤的《易经》译本 

　　结缘名家宿儒 体认中国文化

　　卫礼贤自1899年5月来到青岛之后，就被他所向往的东方文化所折服。此后在中国生活的25年里，卫礼贤几乎完全沉浸于中国文化与智慧的洗礼之中，而没有发展一个教徒。他来到中国时“是一名神学家和传教士，他离开中国时却成为孔子的信徒”（张君劢语）。从他所取的中文名“希圣”就可以看出他对孔子及儒家经典的尊崇。

　　在来青岛之后的前十余年间，卫礼贤除了为“礼贤书院”的学生编写教材之外，还致力于全译或节译部分儒家典籍。通过向乡村老师学习汉语及他自己的翻译工作，卫礼贤开始接受中国文化的洗礼。但在这一阶段，卫礼贤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还比较肤浅。曾任山东巡抚的周馥（1837—1921）建议他结识真正的中国学者，并于1913年介绍他认识晚清进士、曾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的劳乃宣，卫礼贤因而了解到中国文化的深层内涵。辛亥革命之后，许多名家宿儒移居青岛，他们大都属于儒家道统的守护者，如劳乃宣、康有为、梁启超、辜鸿铭，等等，卫礼贤因此能有缘与他们相识。卫礼贤对劳乃宣一直礼遇有加，以弟子自居，劳乃宣对卫礼贤亦十分满意，称他“恂恂有儒者气象，殊难得也”。此后，卫礼贤便在劳乃宣的指导下翻译《易经》，历经十余年得以完成。与此同时，卫礼贤亦到泰山、曲阜、云冈石窟等地游历，以切身体验感受中国文化。在这种浸润与洗礼之中，卫礼贤的气质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故他与分析心理学派的创始人荣格（C. G. Jung, 1875—1961）初次相遇时（1920年），便给荣格留下如此印象：“他看上去完全是个中国人，外在举止以及写作和说话的方式都是如此。东方观点和古代中国文化已渐渐融入其内心深处。”

　　借助学术机构 推进“东学西渐”

　　卫礼贤开办“礼贤书院”“美懿书院”乃兴办教育之举，并因办学成绩优异而被清政府授予四品顶戴。而卫礼贤从内心深处更想把中国文化与智慧传播到西方，他的这一愿望主要是借助学术机构来实现的。

　　自结缘上述名家宿儒之后，卫礼贤便在“礼贤书院”内创办了“尊孔文社”。这是一个自由的学术团体，主要由以劳乃宣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及在青岛从教的德国学者组成。他们经常在一起开展东西对话，故又被称作“中西文社”。与其说是通过这一机构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毋宁说是让德国学者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化。

　　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卫礼贤又创办了“东方学社”，其间与梁启超、蔡元培、胡适等来往频繁，更和张君劢、徐志摩等结为挚友。

　　1922年，卫礼贤回德国达姆斯塔特（Darmstadt）参加由赫尔曼·凯瑟林伯爵发起的“智慧学校”（School of Wisdom）的成立大会，之后他就被人们誉为“发现中国内在世界的马可·波罗”（荣格《纪念卫礼贤》）。

　　1925年11月，卫礼贤在法兰克福建立 “中国学社”，并借助该社逐步创办了《中德年鉴》《中国》《东亚评论》等报刊，举办各种与中国文化相关的报告会和展览会，内容涉及文学、艺术、绘画、音乐、戏剧、建筑等诸多领域，以帮助西方人理解中国文化的内涵和意义。

　　翻译中国经典  泽被西方世界

　　卫礼贤一生的译著和著作颇丰。他的著作主要是对中国文化的介绍和著述；其译著则完成了对中国经典的系统翻译，其中包括《论语》《孟子》《礼记》《易经》等儒家经典，《道德经》《列子》《庄子》等道家经典以及作为杂家作品的《吕氏春秋》等，这些译著影响了西方一代又一代的汉学家。

　　他写的《中国心灵》一书于1928年被译成英文出版，在整个欧洲大陆和北美都产生了广泛影响。而他“最伟大的成就便是对《易经》的翻译和阐释”（荣格《纪念卫礼贤》），使他至今仍享有盛誉，这与他本人及其译著对荣格及分析心理学派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卫礼贤把中国智慧视为现代欧洲的药方和拯救手段，而他正是把《易经》作为“智慧之书”来看待的，认为《易经》之象、数、理、占蕴含着丰富的、可以跨越时空的人生智慧，而不像理雅各（James Legge）那样只是把《易经》视为“儒教经典”。这与卫礼贤在翻译此书时历经十余年与劳乃宣之间的反复推敲，以及他本人对中国智慧的切身体验，是密不可分的。“卫礼贤领会了《易经》中活生生的意义，这使得其翻译具有深远的视野”（荣格《纪念卫礼贤》）。特别是贝恩斯（Cary F. Baynes）把它译成英语于1950年在美国出版之后，对西方世界更是产生了重大影响。时至今日，卫—贝本《易经》仍然是英语世界最畅销的《易经》译本。

　　受卫礼贤《易经》译本的启发，荣格提出了“共时性原则”，作为建构其分析心理学的内在基石。荣格后学则把《易经》看成“原型力量”的根源，把卦爻辞视为洞察人的无意识内容的重要媒介。自荣格之后，分析心理学派已成为在西方传播《易经》智慧的重要力量，对进一步推动“东学西渐”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发意义。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