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研究自古就是显学，近代以来，随着考古文物、文献的大量出土和中外学者间交流的增加，《诗经》研究也渐渐展现出一些前所未有的面目。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研究所教授李山就是以传统考据为基础，结合新材料，采用新角度研究《诗经》的学者之一。李山研究《诗经》的思路总的来说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在宏观上以文化精神为统摄，在微观上尝试诗篇断代，探究诗篇形成的背景与诗篇文本的“互动”。

　　关注华夏文化精神传统的创生及其内涵，是李山多年学术探索的重心所在。其早期的学术著作《诗经的文化精神》从周朝的根本制度分封制讲起，潜入周人的历史实践，探究《诗经》文化精神的生长环境。深刻的血缘关系革命使得统一文明得以生成，这代表着一个民族对人与人、人与自然、人群与异族等诸多关系获得了稳定认证，“文化传统”的基本精神内涵随之确立。在专题论述中，《诗经的文化精神》分别讨论了《诗经》农事、宴饮、战争和婚恋等题材中的精神内涵，认为诞生于中国文化趋于定型时期的“三百篇”，是中国文化精神传统根干基本成形的标识。在农事诗篇中，可以看到人与大自然建立的“亲和”关系，正孕育着后来“天人合一”命题的基本因素；在宴饮题材的诗篇中，可以看到崇尚“上下和谐”的社会生活准则的重要取向；在战争诗篇中，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文化人群对战争征服之事的基本评价，以及显露在这评价中的善良的文化品性；在婚恋诗篇里，可以看到婚姻在封建关系中凝聚不同族姓人群的重要作用，以及在“野性婚俗”中所显示出的情调等。

　　李山对诗篇文化精神的关注超越了简单的归类总结，而是把握到深层的社会历史动向，论述中显示出敏锐的历史文化触觉与全面、透彻的观照力。李山的这种上古史宏观视野，从宏观上探究传统根源以及人群的精神超越，在其之后的著作中也多有体现。

　　关于《诗经》篇章创作历程的研究，近年来不少学者都做了大量有益工作，李山也是此项研究的重要学者之一。在《诗经的文化精神》中，作者指出了《诗经》创作的四个高涨期，第一个时期是从周武王至周康王数朝，第二时期从周昭王至周恭王三朝，第三个时期为西周晚期及东周早期，第四个时期是国风时期。李山在学术研究中，其目光主要集中在了西周初中期，尤其是西周中期，他认为《诗经》中大量的诗篇都是形成于这一时期。从《诗经的文化精神》到《诗经析读》，以及即将出版的《诗经作品断代》等著作中，一直坚持此说。他更有多篇论文，不断完善其观点或者在此观点之上进一步展开论述，如《〈诗·大雅〉若干诗篇图赞说及由此发现的雅颂间部分对应》即是其研究西周中期诗篇的一份成果，该研究指出了《诗经》大雅篇章与祭祀典礼之间的关联，提出用“史诗”来概括一些《诗·大雅》中讲述祖先创业历史的诗篇，有失准确，这些诗篇应当是西周中期祭祀典礼中，在向祖先神灵献祭之余，向参加祭祀的先王子孙讲述周家创业历史的篇章，这些篇章与《周颂》中的一些献神诗歌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赵霈林先生在其回顾20世纪《诗经》研究的专著《现代学术文化思潮与诗经研究》第五章中，谈到李山提出的“雅、颂诗篇之间存在对应关系”的说法，认为其对深化《诗经》礼乐研究有着积极的意义。李山的另外一篇论文《商颂作于宗周中叶》，可视作对王国维的一个旧说的证明，西周中期所以允许宋国的殷商遗民创作《商颂》，背后的原因是殷周两大人群之间的隔阂消除、渐趋融合，以及与此相伴的周人对殷商文化大力吸收促成的“礼乐”创制的高涨。李山一贯主张西周中期，尤其是西周穆王时期礼乐的创制有一个高潮期，其《西周穆王时期诗篇创作考》（《中国古典文献学丛刊》2009年第七卷）一文主要就是证明这一判断。

　　除了强调诗篇生成背景西周中期的重要性，李山还一直关注周宣王时代的诗篇生成，其《诗经的文化精神》以及《西周礼乐文明的精神建构》都认为西周晚期宣王之时为中期制礼高潮的延续，为小高潮期。其最新发表在《文学遗产》的论文《〈诗经〉文学的宣王时代》更是详细阐释了宣王时期诗篇创制的时代特征。

　　李山对《诗经》作品的断代研究，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此外，在对《诗经》的研究过程中，李山还旁及了《尚书》的相关研究，《〈尧典〉的写制年代》认为《尚书·虞夏书》特别是《尧典》的年代，既不是古代人说的为尧舜时期的文献，也不像近代以来人信奉的系春秋战国儒家手笔，其与西周中期金文篇章在用词、语法乃至章法上的相似，与可信的西周《诗经》篇章在语词语法即修辞上相似，都证明《尧典》和《皋陶谟》《禹贡》等“虞夏书”篇章为西周中期文献。进而，以金文的语词语法衡量，见所见“今文”《尚书》中“商周书”的一些篇章，也可能写成于同一时期。这又与其关于《诗经》在西周中期有一个高涨期的认识颇为吻合。李山把这种利用金文等材料进行文献断代的方法同样应用于了诗篇断代上。

　　除了学术著作，对于《诗经》，近些年来李山还一直做着相关普及性的工作，如《诗经选》《风诗的情韵》《讲给大家的诗经》《大邦之风》等就是此类成果。虽说是普及性读物，但作者都是以做学问的态度和学术研究的方式来解读诗篇的，作者常常以名物的研究纠正对诗意的误解，从文本出发探讨诗篇本身，打破了很多以往的偏见，提出了不少新见解，给人们诸多启发，其风趣的笔法、与“现实”生活的体验感，更是吸引了不少读者。《诗经》中有一部分诗篇已经成为大众所知的经典，如《关雎》《氓》《蒹葭》等，但实际上，“三百篇”中还有一大部分被集体冷落而其实深具经典品格的作品，如果李山的这些普及性读物能够重新引起更多人对更多诗篇的关注，那么可以说也是一种重要的影响了。

　　（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