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我也有以老师相待的人。

　　一位是瓦拉斯，我在美国听过他的讲。他住在伦敦，找起来很方便。看来英国人不大喜欢人到他家去，他要我找他的地方是他的俱乐部。他那时候喜欢谈心理与政治。看来他谈的时候多，既没有发表文章，更没有写成书。他读书还是相当勤的，每年暑假他都要读一次希腊文的柏拉图的《共和国》。

　　另一位是巴克，我也是在纽约听过他的讲。他本来是在牛津大学教书的，我到伦敦的时候，他已经是伦敦大学国王学院院长，是美、欧闻名的研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专家学者。要他做院长，可惜。1958 年，我又有机会到英国去，在剑桥看见了他。我说我有机会就要拜访老师。

　　巴克已经是80岁以上的人，一个人孤独地住在一间小房子里。他见了我大流眼泪。无儿无女，也没有人理他，日子是不好打发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不及时作古，无论有无儿女，日子总是不好过的。儿女总是要摆脱父母的。

　　到英国后，我的思想也有大的转变。我读了休谟的书。英国人一向尊称他为“头号怀疑论者”。碰巧那两三个月我不住在伦敦市中心，没有逛街的毛病。就这样，我比较集中地读了我想读的书，从此我进入了哲学。这是在对逻辑发生兴趣之前的事情。我说“从此进入了哲学”，是说我摆脱了政治学或政治思想史学的意思。显然，我找瓦拉斯的时候，我还没有摆脱政治学说思想。到了读休谟的时候，政治思想史已经不是我致力的方向了。脱离政治学说史，也就是离开伦敦大学的经济学院。但是，走牛津的道路还是走剑桥的道路呢？

　　（金岳霖/口述 刘培育/整理）

　　（本文摘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大家雅事”丛书之一《金岳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