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一直是古典文学研究中的热点，也是难点。在资料有限的条件下，想要有所突破，非常困难。无论是生平与文集版本的考证，还是思想与艺术方面的阐释，在前人丰富的研究成果之下，题无剩义。因此，多数学者都避开陶渊明，而每年发表的论文也以重复前人观点者居多，新意难见。然而，范子烨对陶渊明的宗教文化解读给人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在对陶渊明的研究中，范子烨秉承着考证扎实、严密论证的治学理念。尽管研究主旨在于阐发陶渊明的思想，但其对陶渊明的研究多建立在考证的基础上，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在其《五斗米与白莲社：对陶渊明的宗教文化解读》（凤凰出版社2020年版）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在“陶渊明始作镇军参军与浙江天师道的关系”中，他引用了《陶渊明集》《晋书》《宋书》《建康实录》中的大量资料，以及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证明陶渊明之所以效力于王蕴的幕府，共同的天师道信仰是一个潜在的重要原因。再如，对王凝之、刘遗民、周续之、戴逵、陶夔等人的考证，都从不同角度起到了对论点的支撑作用。

　　范子烨更注重观点论证的严密性。在《五斗米与白莲社：对陶渊明的宗教文化解读》中，他引用陶诗《饮酒二十首》其二，结合戴逵《释疑论》、桓玄《与释慧远书劝罢道》、嵇康《高士传》、陆云《荣启期赞》、慧远《答桓玄书》《明报应论》《三报论》等文献，证明“陶渊明对佛家因果报应说的质疑和批判”，他与庐山佛教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虽然范子烨谦称自己的著作“不过是掇拾陈氏之牙慧，狗尾续貂而已”，但他在前人的基础上穷尽材料，条分缕析，更上层楼。《五斗米与白莲社：对陶渊明的宗教文化解读》参考征引的研究成果非常广泛，相关的研究论著几乎都被囊括其中。比如，庐山诗僧集体创作的《游石门诗并序》对陶渊明《蜡日》诗有影响，在考证陶诗中的“章山”时，他征引了逯钦立、袁行霈、杨勇、潘重规等诸位学者的观点，进行辨析，证明“章山有奇歌”与《游石门诗并序》之间的联系。再如，邓小军对陶渊明与佛教的关系有过深入研究，范子烨在论述中也多次征引。其著作脚注很多，学术信息量非常大，包括原始资料与相关问题的历代解说，以晋宋时期的文献为主，兼及其他时代的资料和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甚至还包括海外汉学的成果。这也使得其研究更具有学术史的价值。

　　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并不意味着自己就没有创新。其研究主旨“就是将陶渊明及其作品中‘佛道的成分’明确地‘分析出来’”，学术的进步就是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前进。例如，通过对“幻化”“智慧”“生生”等语词的分析，范子烨认为，陶渊明运用这些语词，意在对当时流行之佛典以及佛学思想进行积极的、及时的、即事的、艺术化的回应。这样的分析精辟地揭示了陶渊明与佛教之间的关系。再如，陶渊明与白莲社的关系及“虎溪三笑”的真伪，一直是重要的学术公案，该书梳理了历代文献中的记载，详细辨析，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

　　范子烨对陶渊明研究的创新性突出体现在对陶渊明诗文的解读方面。例如，他认为“陶渊明《乞食》诗借释氏‘冥报’一词，复述了我国古代结草衔环的报恩故事，客观上传达了华夏固有的果报观念”。通过对周续之、慧远等一系列考证，他认为，“从《示周掾祖谢》诗可以看出，陶渊明对朝廷政治的虚伪，对远公及其弟子与刘宋朝廷的微妙关系，对远公寄托遥深的文化动机，都是明察秋毫、洞若观火的”。类似的例子还有对《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饮酒二十首》其二、《蜡日》等诗的解读。这些见解对于陶诗的理解无疑是非常深入的，某种程度上超越了陶集注本。

　　范子烨对陶渊明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与学术路径方面，对学界也有颇多启示。其《五斗米与白莲社：对陶渊明的宗教文化解读》是以宗教为核心解读陶渊明的思想，但在论述中却不限于宗教，而是涉及时代、地域与家族等因素。比如，陶渊明的思想及其诗歌与晋宋之际的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多次联系政治背景分析陶渊明的思想，解读陶渊明的作品。再如，论述陶渊明对庐山佛教文学的吸纳时，结合了庐山的地理环境与人文境界。还有，作者考证了陶渊明的第二任妻子来自浔阳翟氏家族，其家族成员翟法赐也是一个信奉道教的人，从家族与姻亲方面论证了陶渊明的天师道信仰。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说：“盖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之风气止息之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复限于地域，故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范子烨可谓深得这一学术思想之要义。在分析庐山诗僧的《观化决疑诗》与陶诗的关系时，他运用了修辞学中的“仿拟格”理论。该书以问题为中心，结合历史学、文学、宗教学、语言学等多个学科，是运用多学科解决问题的典范之作。

　　此外，该书在文本细读方面是非常突出的。无论是陶诗，还是各类史料，作者都能从中读出很多味道，让人有一种新鲜感，细想之下又觉得入情入理。范子烨长期从事中古文学的研究，对于这一时段的经史子集各部典籍非常精熟。加上深入的思考，才能做到运用材料举重若轻，分析问题鞭辟入里，让读者的疑问涣然冰释。

　　陶渊明的思想是复杂的，也是发展变化的。朱光潜先生在《诗论》中说：“他读各家的书，和各家人物接触，在于无形中受他们的影响，像蜂儿采花酿蜜，把所吸收来的不同的东西融会成他的整个心灵。”因此，陶诗是非常复杂与深刻的，既与时代有关，又具有超越时代的特点，多义性正是陶诗的魅力。需要从多角度去认识陶渊明及其诗歌，宗教文化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视角。

　　诚如范子烨在《自序》中所言，“陶渊明与宗教的关系问题既是‘大问题’，也是‘中心问题’，自然也是中古文学研究的一个难题。”学术的进步就在于解决这些难题，科学研究的价值正在于此。范子烨说：“我特别喜欢研究难度大的问题，因为其中可能蕴藏着更为重要的学术史和文化史意义。”诚哉斯言！进而言之，文史哲这样的传统学科，学术研究能否取得重要成果，主要不在于发现什么秘籍，而在于从常见书中发现别人没有发现的问题。这需要对文本的细读与敏锐的学术眼光，背后是广泛的涉猎与深入的思考，尤其是深入研读各学科的经典文献，陈寅恪等学术大师就是这样的典范。我想，这就是范子烨先生这部书在学术方法上给我们的启示。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