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正栓教授是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典籍英译委员会会长、中国传统文化翻译与国际研究会执行会长、中国英译诗歌研究会副会长、博士生导师。他主要从事英美诗歌、中英诗歌互译及译评研究，出版邓恩研究、文艺复新时期诗歌研究、美国诗歌研究等相关著作6部，英美文学教材10余部，发表多篇邓恩研究、莎士比亚研究、彭斯研究、文艺复兴时期诗人研究以及典籍英译研究等学术文章，出版有毛泽东诗词、乐府诗、藏族四大格言诗和《仓央嘉措诗歌》等译著。

　　翻译报国  译随境变

　　李正栓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翻译发展情况以及各时期的翻译需求可谓了如指掌。1996年，他师从北京大学胡家峦教授，主要从事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文学研究。自参加工作以来，他一直从事英美诗歌和典籍外译研究，成就喜人。李正栓在翻译研究中立足时代背景，是顺应国际化和中国文化“走出去”时代潮流的代表人。

　　他意识到新时代话语体系建设与语言服务发展息息相关；“译有所为”就是“翻译报国”，用翻译来服务国家长远发展和中外交流工作的大局；翻译是实现“民心相通”的重要桥梁。因此，他主张典籍外译是一种“文学外交”和“文化外交”，认为“典籍外译”就是一种对外传播行为——以“翻译”为手段进行的跨国、跨地区、跨文化的对外交流。中华文化“走出去”是国家战略，外译传播是其重要途径。典籍语言与民族精神存在统一的关系，典籍中的语言文化元素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的（部分）反映，典籍外译传播就成为整个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助推剂。作为典籍英译研究专家，他曾在几次学术研讨会上强调“典籍英译是一件精细活……为中华文化对外传播起到了巨大作用；各民族文化和文学都很重要，只有把各民族典籍都介绍给国内和国外读者才是完整的中华文化”。

　　间接外译  辩证对待

　　从翻译转换机制来讲，中国典籍外译包含直接翻译和间接翻译两大类。直接翻译通常为民族志翻译的方式，如将口传史诗直接翻译为外语；间接翻译就是借助中介语（通常为汉语）外译为其他语言。英国著名翻译家戴乃迭的英译本《阿诗玛》、日本籍中国版画研究专家宇田礼·小野田耕三郎的日译本《民间叙事诗阿诗玛》、美国本德尔的全译本《密洛陀》以及以降边嘉措汉语创译本《格萨尔王传》为源本的英译本，均属民—汉—英间接翻译。虽然李正栓的藏族四大格言诗英译本均采用间接翻译的模式，但他采用了补偿手段，从形式和内容上都贴近原文。对于典籍外译，尤其是中国译者的译本，无论是间接翻译还是直接翻译，他认为都应该“多鼓励，少苛责”。只有这样才能出现更多的译本，才能更好地传播民族文化。

　　同时，李正栓主张辩证对待典籍外译中的“间接翻译”。一方面，在当前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下，典籍外译需求与人才欠缺的现实差距呼唤间接翻译。间接翻译对民族典籍尤其是口传史诗大有必要，因为这类史诗大多没有明确的作者，也存在缺少统一原创文本的事实。那种强调“原文至上”的传统翻译理念已不能满足口传史诗的翻译。另一方面，间接翻译又好比“复印件效应”，难免会“失真”，甚至出现“以讹传讹”或歪曲理解。从这一点来看，它似乎不利于传统导向性典籍的外译，容易造成典籍经典性，如传统元素的流失。在格言诗英译个案中，他认为，有时为了避免中介语的“过滤器”作用，译者应当熟练运用各种翻译策略和翻译技巧，力求使原文和译文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要在理解、风格、用韵以及文化迁移等方面尽可能地弥补“间接翻译”所造成的“失真”。在诗歌翻译方面，他主张“以诗译诗，忠实对等”。因此，他的《藏族格言诗英译》《国王修身论》《格丹格言》《水树格言》《图说萨迦格言》等译著为藏族文化的对外传播和民族典籍外译增添了光彩的一笔。

　　忠实对等  多元理解

　　针对典籍外译中“间接翻译”可能存在的“失真”问题，李正栓对“忠实对等”进行了新的理解。他认为，第一，不过分强调“忠实对等”。根据翻译使用目的，典籍外译作品可分为舞台再现型、学术研究型以及大众普及型。舞台再现型翻译要求重点关注口传文学的艺术性，注重译介口传文学表演的情景语境以及说唱艺人（或表演者）所呈现的言语和非言语内容；学术研究型翻译重点关注民族历史和文化内涵，多以注释对比诠释的形式呈现；大众普及型翻译主要关注受众认知能力和可接受度的问题，宜使用归化翻译为主。对于非学术型的典籍外译，非严格意义上的“忠实对等”，甚至“灵感型翻译”也应当予以包容或新解，这也是当前中国典籍文化保护、传承、外译与传播的权宜之计。

　　第二，不反对节译、创译以及复译等翻译方式的多元存在。典籍外译也是一种契约行为，进入销售市场的史诗作品具备商品属性，关注焦点会由“忠实对等”的学术问题转为“客户需求”的市场问题。因此，节译、创译以及复译等翻译方式既是译者主体性的合理张扬，也是改变中国典籍外译传播被动局面的重要“策略”。对部分典籍的外译而言，不但有“填补空白”的历史性功能，甚至还有事半功倍的传播效果。近年来，尼泊尔天利出版社又以藏汉英三语对照的形式出版了《萨迦格言》《水树格言》和《图说萨迦格言》。这种域外多语版既能拓展读者群，满足市场需求，又能为汉学家或翻译研究人员提供机会，利于他们发现翻译转换秘密和开展学术研究。此外，《藏族格言诗英译》采用民—汉—英翻译模式，为“间接忠实”，诗人、翻译家北塔（原名徐伟峰）也持相同观点。根据李正栓的反馈，省译6首格言诗是他和出版社的共同意见。这种筛选和过滤的翻译行为也间接反映了李正栓及其翻译团队对“忠实对等”的多元理解。美国新墨西哥州立大学文学教授阿莱里·哈维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李正栓的译本不仅仅是保持了诗歌的原有形式，实现了从原诗到英诗的巧妙转化，其译文本身就是有影响力的诗歌，是“亲密的相互转换”。

　　传播入心  改革创新

　　典籍外译作品是否“传”得远，能否“播”入目标读者的内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传播渠道和传播手段。传播多样化包含传播手段和传播渠道的多样化，二者互为补充，相得益彰。一方面，要善于利用民间对外传播资源，改进典籍外译申报与传播途径。李正栓认为，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对外翻译工程、对外出版和展览项目、丝路书香工程、《大中华文库》工程以及国际出版工程等传播渠道在构建多层次的文化传播格局方面成效显著。但还应拓展更多的传播渠道，鼓励出现更多、更便捷的个人申报途径。另一方面，典籍英译专业委员会、出版界以及各学术期刊、协会和相关学术研究者在引领文化传播方面功不可没。但相关的外译传播机构还应加大力度，积极协调民族学、翻译学、文化学、传播学和出版界等各领域专家，合力推进典籍的外译传播。再者，他希望典籍外译的各参与者要“因时而动，顺势而为”，鼓励使用新媒体技术，加大典籍电子化进程，减少信息流失；构建典籍外译语料库，采用民、汉、外多语编排模式，方便受众了解翻译过程，为受众多元阐释与二次传播提供基础；借用数字出版技术，对典籍进行非言语传播，增加3D、动画、图片等非言语符号，满足新媒体时代不同文化受众的阅读需求。

　　译者是翻译活动的唯一主体，也是典籍外译传播的重要参与者。应典籍外译人才培养的需要，李正栓编辑出版了《英美诗歌教程》和《典籍英译简明教程》等教材。值得强调的是，他还主张民族典籍外译人才队伍建设要以中国本土化翻译人才培养为主，海外人士为辅。他认为前者深谙民族文化，对经典文化内涵理解把握更完整、更透彻；后者语言优势更明显，熟悉受众的阅读喜好。他赞同传播民族文化既需要“自扬其声”，也要“借帆出海”，并以典籍英译委员会会长的身份呼吁相关机构要宏观规划，整合现有翻译研究团队，将民族典籍外译人才纳入国家人才需求培养计划；搭建良好的政策平台，携手海外人士开展中外合作的翻译方式。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传播学视阈下的藏族文化外宣翻译研究”（17XYY01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