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关文发对于清史研究最为引人瞩目的贡献，是以嘉庆帝为中心的清代转型研究。在这方面，他最早的代表作是1983年在“全国第二次清史学术讨论会”上发表的《评嘉庆帝》，首次对清王朝由盛转衰重要转折时期的关键性人物嘉庆帝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臧否其得失，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
关文发（1931—2016），广东南海人，著名明清史专家，生前执教于武汉大学和华南师范大学，曾任武汉大学教授兼历史系主任、武汉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兼历史分会负责人、武汉大学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历史分会主席、湖北省史学会副理事长、华南师大历史文化学院资深教授兼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广东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会顾问。
关文发毕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视野开阔，治学严谨，学术造诣精深，在明清史研究领域多有创获，深得学界赞誉。
关文发前期主要学术积累集中在明史研究。他在明代制度史方面进行了精深和系统的研究，其代表作有《试论明代内阁制度的形成与发展》《试论明代督抚》《明代翰林制度考述》等论文，并在此基础上出版了学术专著《明代政治制度研究》。在聚焦明史研究的同时，关文发拓展研究视野，清史研究成为他后期治学的主要内容。在清史研究领域，他的主要学术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就关涉清代历史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聚焦专题研究，二是以嘉庆帝研究为中心对清朝中衰转型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
富有真知灼见的专题研究
在专题研究方面，关文发首先对“清兵入关战争的性质”这一20世纪80年代清史研究领域的重大学术问题进行了独具卓识的探讨。1985年全国第三次清史学术讨论会在长春举行，他在大会上作了《试论我国古代的民族关系和清兵入关战争的性质——兼评“统一战争”说》的学术报告，认为不能将清兵入关简单地看成统一战争。根据当时社会主要矛盾以及交战双方基本阵营的变化来看，其间有一个重要的转变，即从清兵入关到李自成去世这一年时间，战争的性质是满汉地主联合镇压农民军的斗争；从弘关政权的覆灭到李来亨在夔东抗清的失败这近二十年时间，战争的性质是压迫与反压迫的民族战争。清兵入关，最后确立了清王朝对全国的统治，并不等于清兵入关战争的性质是一场统一战争。这并不否认清王朝在全国统治确立后，对促进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他的这一重要论断，在学术界影响深远。
其次是区域史研究。1987年，关文发应邀出席了著名史学家傅衣凌和叶显恩共同主持的“清代区域社会经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会上作了《试论清代前期汉口商业的发展》的学术报告。关文发首先从汉口商业发展的历史因素、背景条件和地理优势对汉口商业崛起的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同时还考察了汉口的商业主体结构、城市性质和商人组织，指出汉口是以其地理优势转化为商业优势的，因而对各地商品的凝聚力和辐射力均极强，其覆盖面相当广。他提出：“各省在汉口的商帮对于汉口市场环境的形成，对于汉口成为全国性的中心大市的确起了无法估量的作用。”叶显恩曾予以高度评价，认为该项研究成果“为清代前期‘天下四大镇’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形态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坐标”。
对于清代典章制度，关文发也有独到见解。1998年，他发表力作《清代前期河督考述》，详细考察了清代河督沿革、河督体制及河督选任。他着重阐述了清代设置河督的战略目标和意义，对清代前期历任河督的治绩得失作了深刻分析与总结，指出河督制度的设置是适应清代治河、导淮、济运三者的协调与综合治理的目的，标志着我国治河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该文在理论和方法上为清代典制研究提供了范例，充分体现了他严谨缜密的治史风格。此外，关文发重要的清史专论还有《清代中叶蔡牵海上武装集团性质辨析》等。
以嘉庆为中心的清代转型研究
关文发对于清史研究最为引人瞩目的贡献，是以嘉庆帝为中心的清代转型研究。在这方面，他最早的代表作是1983年在“全国第二次清史学术讨论会”上发表的《评嘉庆帝》，首次对清王朝由盛转衰重要转折时期的关键性人物嘉庆帝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臧否其得失，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1986年，关文发应邀出席了著名史学家白寿彝主持的“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发表力作《试论清代嘉庆朝的对外政策》。以这两篇论文的内容为中心线索，关文发从国内治理和对外政策两个方面，开启了对嘉庆帝及清代中衰转型的研究历程。
在国内治理方面，从历史长期的视角出发，探讨嘉庆道光时期如何从康乾盛世转换为西方列强掠夺和欺凌的对象，引致近代中国百年屈辱史。他聚焦嘉庆帝治政时期的人和事，追问清朝内部的机体如何蜕变转换，既从制度和体制出发予以拷问，又从人的表现出发细绎其中制度机制发挥作用的经过和曲折。
我们知道，嘉道时期清朝统治的由盛转衰，实际植根于乾隆时期。他在《评嘉庆帝》中清晰地指出，乾隆皇帝给嘉庆帝留下的是一个疲败之局。第一，乾隆自视伟业的“十全武功”，使得国库积存大量消耗。“国家经费，骤加不觉其多，岁支殊为继”，给其后的财政带来巨大压力。第二，“南巡”耗损东南财力。乾隆中叶，户部库存白银达7000万余两，为清前期最丰裕的时期。因“艳羡江南”的六次南巡，加剧耗材和扰民。“海内财赋之殚，民间风俗之坏，实基于此。”第三，宠信和珅，吏治败坏。当时的军旅之费，土木游观，岁出无虑亿万。乾隆索之和珅，和珅索之督抚。层层盘剥，民生多艰，“官逼民反”，促成白莲教起义。清代中衰，起于乾隆后期。
此后，他又陆续发表《关于“和坤跌倒，嘉庆吃饱”问题的质疑》《嘉庆嗣位考述》《嘉庆吏治评议》《试评嘉庆的“广开言路”与“洪亮吉上书事件”》等一系列重要论文，从内政视角，更加深入地解剖嘉庆行政治理的得失，得出了许多令人信服的结论。第一，处死和珅并抄家，并非只为“吃饱”谋取经济利益，而意在从政治上整肃纲纪，整饬吏治。第二，嘉庆以“广开言路”来寻求吏治的改善与国家治理的改进，但嘉庆四年（1799）“洪亮吉上书事件”中对洪亮吉的处罚体现了集权专制下广开言路的局限性，吏治也以和珅案的处理不及同党，失之于宽。第三，尽管即位便惩治和珅，嘉庆十四年又有集中惩治贪赃案，但对于整个嘉庆朝吏治情况，关文发将其概括为一个“软”字，表现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常以“下不为例”劝诫了结，完全没有实现洪亮吉希望的先效法雍正的严明，“使吏治肃而民乐生”，然后效法康熙皇帝的宽仁，“转移风俗”。嘉庆面临“兵事”“河漕”和“吏治”三大困境，处于清代中衰之中作为“守成之主”的嘉庆，虽有整饬吏治的部分努力，只是勉为其难，勉尽其责，其治理不善是专制集权制度积重难返的必然结果。
在对外政策方面，关文发打开视界，从当时引领世界发展方向最终取得近代转型成功的西欧各种政治经济动向出发，总结同时代清朝制度与行政的得失。
关文发所撰《试论清代嘉庆朝的对外政策》一文，在探讨了“对周边各国的政策”、对天主教对华传教的政策之后，还重点探讨了影响后来中国历史走向的“对外贸易与禁止鸦片”“对英政策”。关于对外贸易政策，他明确提出，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清朝恪守的是保守和消极的贸易政策。乾隆晚期以来，因国力日趋下降，内部和外部局势均不稳定，以“防夷”为宗旨，加重了这种保守贸易政策。在嘉庆年间，这种保守贸易政策突出表现在，第一，严格限制通商口岸，不准违例扩充。第二，对出口货物数量严加限制。第三，对便于营运的事务进行阻扰。由于种种限制和束缚，嘉庆朝的对外贸易每况愈下。粤海关的统计表明，嘉庆十七年，进口货价1207万余两，出口货价1510万余两；嘉庆十八年进口货价1263万余两，出口货价1293万余两。贸易盈余微乎其微，贸易差额向着不利于清朝方向转化。
嘉庆是早期坚决的禁烟派。中国长期贸易出超，外商在西方殖民势力的支持下，逐年增加输华鸦片以求贸易平衡，乾隆五十五年（1790）已达4054箱。嘉庆认识到鸦片“大为风俗人心之害”，除命五城御史严密查缉外，专谕“闽粤出产之地，并著该督抚关差查禁，断其来源”。嘉庆将查禁鸦片的重点定在粤省，起到了堵源以遏流的目的。嘉庆二十二年六月，广东发生一起美国商船被抢事件，粤督蒋攸铦不仅处死抢劫犯，并将“所有起获各烟泥，委员运赴夷馆门首烧毁，以杜弊源”。这是清朝历史上第一次公开销毁鸦片。嘉庆查禁鸦片态度坚决，鸦片的泛滥得到暂时遏制。
嘉庆年间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殖民势力已经衰落，英法俄等国势力正在上升，但世界处于英国称霸的时代，嘉庆的对英政策便体现了其对外关系的处理能力。乾隆五十八年，马戛尔尼使华，贸易要求未能实现。从此，英国与清政府在贸易上的矛盾，便和殖民主义威胁联系在一起，日益激化。嘉庆对国际形势和世界事务缺乏正确的认识，第一，对远处大西洋的英国，以天朝上国自居。第二，对英国一直保持较高警惕。对于英国的通商，他称，“有英吉利者，其在西洋素号谲诈，近数十年来，常怀蚕食之志”。不许其护货兵船任意越进，对英国保持极高警惕。
嘉庆十三年、十九年，英兵或英国快艇在澳门、黄埔港滋事，清朝都予以坚决驱逐。嘉庆二十一年，阿美士德使华，双方因为各自坚持的“礼仪”不同，阿美士德使团没有见到嘉庆帝就被礼送回国。总之，嘉庆的对外政策以国防和治安为首位，而贸易仅仅限于广州一口通商狭小范围。
关文发在对嘉庆治政时期的内政和外交进行系统专题研究的基础上，最终出版学术专著《嘉庆帝传》，成为清史研究领域一个重大的学术成果，具有填补清代转型期研究空白的意义。今天，学者利用中西档案撰写新的专著（诸如《现代银行业的中国基石——广州十三行担保制度与银行存款保险的起源》，中国金融出版社2020年版），让我们知道，嘉庆所处的时代，以英国工业革命为转折的西方各国，从民间商人团体到国家政权正实现体系性质的近代转换，它们将工业文明、海外贸易与近代政治制度结合起来，正在谋划对中国进行殖民掠夺。而嘉庆治理下的中国仍然处于自给自足的专制集权统治之下，两个世界的冲撞，大清帝国的失败就是必然的。关文发的开创性研究，为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清代中国由盛转衰提供了重要的学术阶梯。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