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夏，我们班的毕业分配方案公布了。当时最令人羡慕、被视为第一流工作岗位的是到大学当助教，特别是留北大当助教。我们班留北大当助教的是赵瑛和刘君强，被分配到中山大学当助教的是孙传才和于耀南，到兰州大学的是吕永祯。分到各个文化事业单位当编辑、当翻译也是很好的工作，到《世界文学》的是金志平，到世界电影艺术研究所的是李恒基，到文学研究所《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的是我，被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是罗新璋。只不过由于阴差阳错，罗新璋被安排到国际书店，走了好几年弯路后，才走上翻译工作的岗位。
我对自己分配到文学研究所工作很满意。分配方案公布后，我回了一趟湖南老家看望父母，这是我1953年北上求学之后第一次回老家。回家探亲后，我生平第二次北上，奔赴文学研究所工作岗位，比1953年第一次北上，一路上更为意气风发。我比规定的报到时间迟到了一天。报到那天，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与我的直接领导蔡仪和我第一次谈话，虽很简短，但使我感到很亲切、很受鼓舞。我初到文学研究所还来不及安顿下来，就根据统一的规定，到了北京远郊的南山进行劳动锻炼。几个月后，因《古典文艺理论译丛》工作需要，把我调回了文学研究所。
文学研究所当时在国内的确要算是权威学者最密集的单位，名士大儒比比皆是：俞平伯、王伯祥、钱锺书、卞之琳、李健吾、潘家洵、杨绛、罗大冈、蔡仪、余冠英、吴晓铃、戈宝权、叶水夫、唐弢、陈涌、朱寨……所长何其芳不仅是延安老干部，而且是著名的诗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集数种身份于一身。蔡仪是中国三大美学门派中的三个代表人物之一、文艺理论的权威，他在文学研究所任文艺理论研究室主任。
我进入文学研究所，实际上也就是进入了一个高级知识分子成群、名家成堆的地方，这样的环境对一个人的发展，当然是有很大影响的，同时，也给一个人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即使只是耳濡目染，也能大大提高文化学术见识，增长学识学养。我一进入文学研究所，就开始向研究所的名士大儒们学习，学习他们的学识学养、治学方法，学习理论分析能力与科研工作中策划、组织、指挥的能力。从这些专家学者身上学到的东西后来都对我的工作起了良好的、积极的作用，不论在治学上还是在组织大型文化项目与重要学术活动上都对我有很大帮助。举一个例子来说，如果我没有接受何其芳所长经常讲的“研究工作就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这样一个指导思想，并对此确有感悟，那么，我后来就根本不可能提出萨特问题、日丹诺夫论断问题以及自然主义重新评价问题，并且的确对问题有所解决。
我在文学研究所的“第一站”是《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编辑部。它隶属于蔡仪任主任的文艺理论研究室，实际上的主编也是蔡仪。刊物的编委会阵容很强，除蔡仪外，还有朱光潜、钱锺书、李健吾、卞之琳、杨周翰、季羡林、金克木、冯至、田德望，几乎集中了所有最著名的西学学者。进入这样一个机构工作，对我来说，无异于进入了一个高级研究院。我一开始就得到了蔡仪先生的重用。具体编辑人员只有三个，有两个都是专攻俄文的，而有关西方各国一大片的工作，自然落到了我这个年轻劳动力的身上。每一期的工作，选题由编委专家提出，译者由编委决定，译稿由编委审阅通过，这些高级编辑事务还轮不上我这个“小萝卜头”，但是与所有这些事情有关的事务性工作，一大部分都是由我承担。当时，文学研究所在中关村，编委与译者很多都住在北大校园内外，我经常肩负着编务、外联以及有关译稿的事务，骑着自行车，来往于中关村与风光明媚的燕园，穿梭于编委与译者之间，得以面见朱光潜、钱锺书、杨周翰、李健吾这些权威学者以及其他一些高水平的业内人士。每次面见总得拾点牙慧，长点见识，于是，《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编辑部的工作，对我来说，一开始就是业务上的进修。我慢慢地也做些审校译稿工作以及翻译工作。因为每期刊物除了主打译文外，还需要一点边角的配合性译文，对此，有适合我译的，我就当仁不让。当然完全得按照蔡仪严格的规矩行事，蔡仪对译文的质量很重视，首先对译者的资格与译述水平要求甚严，我能译什么首先得由领导同意；其次，译好后，必须交编委审校，得到编委的认可通过，才能见于刊物，而且必须署上审校编委的大名。这就是我早期的翻译活动，如我所译莫泊桑、左拉论小说创作的文章，费纳龙的《致法兰西学院书》等就是这么出来的。由于《古典文艺理论译丛》内容的经典性，编译工作做得认真、有水平，在当时影响很大，深得学界与文化界的重视，每期出刊时，读者都翘首以待。每期出版后，各报刊包括《人民日报》，往往要发点评介该期内容的文章，几乎从一开始，蔡仪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我到文学研究所后不久，恰逢《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二期出刊，该期集中译介了西方18世纪美学理论的经典名篇，对那一期的评介文章，就是由我写的，四千多字，发表在《人民日报》上，那是我第一次在大报上露脸。
我后来听说，我是经过蔡仪的亲自挑选与审查，作为编辑与翻译分配到《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编辑部的，但很快，蔡仪根据我的工作表现，把我定为实习研究员（相当于大学中的助教），而没有把我定为编辑，这样，我就正式进入了研究系列，而文学研究所是以研究系列为重为上的。不久后，编辑部给我免掉了事务性工作，让我专心投入研究工作，研究方向则是西方文艺批评史，就是朱光潜先生长期献身的那门学问。这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是艰深了一点，但前景却是很美好的。研究工作不外是读书看书、增长学识与著书立说两大项，我刚朝这个方向起步，我得踏踏实实地多读书、多进修。批评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是文学思潮史，而思潮史则与文学史本身密不可分，因此，我开始攻读的主要内容是文学史，同时也在西方文学理论批评方面下一些功夫，这实际上为我后来搞文学史工作打了一点基础。我深知光靠读书还不行，必须有实践，我的实践仍然是沿着《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的路子，从事一些西方文艺理论名篇的翻译，经过自己翻译，对名篇名著的掌握与理解就深切多了。那个时期我译的东西主要有斯达尔夫人的《论文学》与雨果的文艺理论，其中有他气势十足、洋洋洒洒声讨伪古典主义的檄文《〈克伦威尔〉序》以及他的名著《莎士比亚论》。当然，我做这件事情是有自己的算盘的，我是冲着著名的“三套丛书”中的“理论丛书”而去的，就是为了译出一本《雨果文学论文选》，因为它是著名的“三套丛书”之一《古典文艺理论丛书》中的一个重要选题。我断断续续经过几年的努力（从选定篇目到翻译与反复修改校订），终于完成了这样一部译稿，这是我在理论室按照蔡仪规定的西方文艺批评史的方向所取得的主要成果之一。此部译稿曾得到李健吾、鲍文蔚等法文界前辈的赞赏，后列入“三套丛书”得以出版。此外，就是按照领导的要求，写出了若干有关西方文艺批评史的文章，其中比较有点分量、有点影响的论文是《论泰纳的〈艺术哲学〉》与《论拉法德的文学批评》。
我在文艺理论室总共待了六七年，除了按照规定的研究方向进修、打基础外，那几年还有一些收获是不显形的，那就是潜而未露的研究心得与思想见解，它们对我以后写《法国文学史》都大有益处。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人民大学与文学研究所联合举办了有名的“文学研究班”，设在铁狮子胡同一号，文学研究所委派蔡仪主持文学研究班的教学工作。蔡仪亲自坐镇，他手下要有几个助教，于是蔡仪麾下几个有了点研究工作经验的青年研究人员，也跟随蔡仪进驻铁狮子胡同，在那里承担了一两个学期的助教工作。文学研究班当年以“马文兵”这个集体笔名叱咤理论批评界，学员的水平远非一般大学生、研究生所能比，不止一个学员岁数比我们这几个年轻的助教要大。后来从这个班毕业的学员，都成了文艺理论界著名人物，如后来《人民日报》文艺部的负责人缪俊杰，著名的文艺批评家何西来、王春元。我们这几个年轻的助教哪里镇得住这个班，因此名为助教，实际上无所作为，都待在宿舍里看自己的书，搞自己的业务。
文学研究班与《文学概论》编写组的工作，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为指导思想的，我这几年，也就等于在打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础，并不断地在实践、在锤炼。我受益颇多，我应该感谢蔡仪。
我在文学研究所理论室期间，还写过一些影评，不过，细算起来数量也不多，不过十来篇而已，一般都是评文艺性比较强或者是与外国文学有关的影片。我有的影评写得比较有艺术感受，其中有两篇还引起人们的兴趣，也引起专家的好评。一篇是评法国电影《红气球》，另一篇是评法国电影《白鬃野马》。后来，著名影评家、文化人、记者梅朵，20世纪80年代在上海创办《文汇月刊》时，就凭他对我这两篇文章的印象，来北京约我写影评。但我并没有给他写影评，而是给了他一篇评都德爱情小说《繁星》的文章，并以译配文，没想到引起读者热烈的反响，“老梅朵”又师出有名了，从此就抓住我不放，要求每期供稿。这样，我就把“外国爱情短篇小说选评”这个栏目搞下去了，并有幸成为《文汇月刊》一个颇受读者欢迎的保留栏目，和“老梅朵”进行了一把很成功的合作，我和他也结下了难忘的友谊。
这是我潜心努力的几年，是我清雅潇洒的几年，是我崭露头角的几年，是我没有什么烦心事的几年，是我一生中最有幸福感、最值得怀念的几年。
（本文摘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大家雅事”丛书之一《柳鸣九——法兰西文学的摆渡人》，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