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煦良的科学翻译活动具有知识生产、思想启蒙和文化建构的多重意义。20世纪，他的科学著作翻译首先是相关学科的一场知识普及活动。他翻译的科学著作种类繁多，涉及多个领域的多种理论，其中蕴含着原作者对于自然界、社会等诸多问题的思考，拓展了读者的视野，成为中国文化建构历程中一股重要力量。

　　翻译家周煦良（1905—1984）一生从事翻译活动近半个世纪，在文学和科学译介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被誉为“地道的文理兼容的翻译家”。卞之琳曾评价他“基本上是书生，却有活动能耐，一贯以行动支持社会、国家进步、正义大业”，科学翻译活动便是他支持国家进步和正义大业的诸多行动之一。他的科学翻译内容涉及物理学、逻辑学、哲学、美学、心理学等学科，类型涵盖独译、合译、摘译、校译等多种形式。除以单行本形式出版的译作外，还有在《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上刊发的120多篇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介绍了包括波普尔（周初译为包勃尔）、胡塞尔等著名哲学家的思想学说。周煦良的科学翻译工作不仅为我国的学术研究和科学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更是对特定时期国家翻译需要的积极回应，参与了特定时期的文化建构。考察周煦良顺应时代之需的科学翻译选择，提炼其科学翻译活动之于知识生产和社会发展的意义，对于当下译者如何将个人学术追求融入民族复兴大业、借助翻译活动服务国家发展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科学翻译的三个阶段

　　根据20世纪不同阶段的时代主题和学术环境，周煦良的科学翻译活动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30年代他开始从事翻译到新中国成立前。周煦良翻译的第一部著作是英国物理学家金斯的《神秘的宇宙》（The Mysterious Universe），译于1934年，由开明书店出版，后收入顾均正主持的“青年丛书”。由于这一阶段周煦良初涉翻译，主要根据自己的学习需要和学术兴趣选择翻译对象，其科学翻译选择与翻译环境和翻译需要的互动尚未显现。

　　到了第二个阶段，即新中国成立初期至20世纪70年代，周煦良的科学翻译选择体现出了明显的服务于国家政治需要的特点。他先后翻译了凡尔纳的《天边灯塔》（Le Phare du bout du monde）、鲍山葵的《美学三讲》（Three Lectures on Aesthetic），与曹庸、方平和傅东华合译了《托·史·艾略特论文选》。他从巴斯摩尔的《哲学百年》（A Hundred Years of Philosophy）中摘译出涉及逻辑学的部分，以《近代逻辑发展纲要》为名出版。同时，摘译了大量社科文献，刊发在《文摘》上。1974年，周煦良校译了《关于哥白尼和托勒密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Dialogue Concerning the Two Chief World Systems）。1977年，在上海外国自然科学哲学著作编译组的主持下，他与全增嘏、傅季重、胡寄南等合译了梅森的《自然科学史》（A History of the Sciences）。

　　在第三个阶段，即从改革开放到1984年周煦良逝世，周煦良的科学翻译选择具有明显的服务于新时期文化建设之需要的特点。改革开放之初，西方的各种思想学说、主义流派纷至沓来，形成了20世纪80年代蔚为壮观的“文化热”。周煦良应势而为，翻译了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Existentialism is a Humanism）。

　　科学翻译与知识生产

　　科学翻译的首要任务在于引进、传播和介绍科学知识与学术思想，是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促进相关领域的知识生产。以《神秘的宇宙》为例，由于金斯用通俗的语言和轻快的文学形式阐述了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等艰涩的理论，周煦良的翻译具有显著的科普意义，在我国近代物理学的本土化发展刚刚起步的阶段，为我国读者了解20世纪前30年物理学界发生的变革提供了一个重要窗口。

　　科幻小说虽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翻译，但亦有“改良思想、补助文明”之用。《天边灯塔》是一部集科学性与文学性、教育性与幻想性于一体的作品，在1956年我国提出“向科学进军”口号的背景下，周煦良的翻译既能激起读者对科学的向往，在培养人们的科学精神方面亦具有积极作用。

　　在20世纪70年代的前五年，我国的翻译活动几乎停滞，但却出版过四部科学译作，其中一部就是周煦良负责校译的《关于哥白尼和托勒密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该译本于200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再版，并收入“科学元典丛书”。丛书主编任定成认为，科学元典是人类智识史和人类文明史上划时代的丰碑，是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的载体，具有永恒的文化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哥白尼和托勒密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的翻译不仅在当时为我国学术界了解西方科学史上的重大变革提供了参照，在强调科技创新的今天，仍能够使我国读者“一睹世界近代科学源头创新的面貌”，对于推动我国科学教育和科学进步具有灯塔意义。

　　除上述几部作品外，周煦良翻译的《美学三讲》《近代逻辑发展纲要》《自然科学史》等著作，以及120多篇社科文献，为我国学术界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为相关学科提供了基本的讨论话题，甚至为特定学科的学术形态奠定了基础。

　　科学翻译与社会进程参与

　　著名翻译家许崇信主张，社科翻译不但是一种学术活动，同时也是社会运动的一部分。同样，周煦良的科学翻译活动，也承担了普及相关学科知识之外的其他职能，体现出译者翻译行为参与社会进程的特点。

　　以周煦良在主持《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期间的翻译活动为例。该刊物是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的内部刊物，联合会的简章中明确规定了其任务之一就是“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内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际领导权……引导学术事业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破‘资’立‘无’”。《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的办刊目的就在于翻译介绍国外社会科学领域的新理论、新思潮和新流派，使国人在短时间内集中系统地了解国外的学术动态，以及苏、美、日等国的社会、思想、政治和经济状况。周煦良作为副主编，负责选稿、审稿、译稿和改稿。他的翻译活动间接参与了新中国建立与新的政治、经济形态相适应的文化形态的进程。这也充分体现了翻译活动的纪实化倾向，译者借助翻译活动关注现实，参与社会事件，进而发挥翻译的社会效应。

　　再以《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翻译为例。朱栋霖认为，在“萨特热”期间，思想理论界和外国文学界做了大量的介绍工作，这对我国新时期人文思想的变革产生了很大影响，而翻译是介绍的核心环节。吴格非考察了1985年以来发表在国内重要学术刊物上的近100篇萨特研究论文，通过分析其中的注释和参考文献，发现周煦良翻译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是研究者们引用最多的文献之一。周煦良对萨特作品的译介，不仅在学术界获得认可，推动了萨特研究的开展，还对我国新时期的文艺批评和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很多作家的作品中都有明显的存在主义印记，吴格非甚至认为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完全是《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一文宗旨的翻版”。可以说，如果没有周煦良等翻译家的努力，原著就无法产生如此广泛与深刻的影响。

　　可见，周煦良的科学翻译活动具有知识生产、思想启蒙和文化建构的多重意义。20世纪，他的科学著作翻译首先是相关学科的一场知识普及活动。他翻译的科学著作种类繁多，涉及多个领域的多种理论，其中蕴含着原作者对于自然界、社会等诸多问题的思考，拓展了读者的视野，成为中国文化建构历程中一股重要力量。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合译研究”（20XJC74000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兰州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