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朔方先生曾多次谈到，他踏入古代戏曲小说研究领域，首先是因为有兴趣。他的家乡浙江东阳处于南戏的中心地带，当地名噪一时的王玉麟戏班成立于他外祖父的同村和同族之手。他晚年回忆，八岁那年，在外曾祖母的丧礼上，观看了道士班演出的祈禳仪式《破血湖》，受到强烈震撼，此后东阳城里演戏他几乎都会去看，尤其是昆曲演出。

　　除了戏曲以外，徐先生还会弹钢琴，可以边弹边唱；喜听西方古典音乐，收集过不少唱片；喜读欧、美、日、俄诗歌，尤其是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诗歌和德国歌德的作品等，年过花甲之后仍在学习德语，开始翻译歌德的《浮士德》，自己也写诗和散文，出版过诗集和散文集，并写过诗歌和文章评论现代作家沈从文及其作品。徐先生是一个真正喜爱文学艺术的人，具有诗人和艺术家气质，他毕生从事的是他真心热爱的事业。

　　人的一生，从事某项职业，是否能取得成功，取决于多种主观与客观因素。就主观方面而言，天赋是基础，兴趣是动力，勤奋是保障，它们都很重要，其中兴趣的作用尤为关键。没有兴趣，天赋很容易被埋没或磨灭，勤奋也难以持续。如果真有兴趣，天赋会得到培育，变得更加旺盛，勤奋和专注也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所以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我们经常看到有些学者感叹自己的研究工作多么辛苦，甚至苦不堪言，不得不咬牙坚持。心情不愉悦，自然缺乏灵感，这样硬做出来的所谓成果，有多大创新性，是令人怀疑的。徐朔方先生从不作这种感叹。在他论著的字里行间，读者感受到的都是温润和喜悦。他对文学研究始终抱有浓厚的兴趣，这是他取得出色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

　　徐先生终生沉浸于文学艺术世界，潜心从事古代文学研究，并不意味着他不关心社会。恰恰相反，徐先生始终热切关注着国家的兴衰、时事的变化。20世纪40年代，他因向往西北而取笔名为“朔方”。他始终将自己所从事的学术工作与整个社会以至人类的事业联系起来。先生对自己所从事的学术研究事业，以及个人所能作出的贡献，既肯定其意义，也清醒地意识到它的渺小。但先生心无旁骛，不羡慕别人在其他领域大展宏图，也不受种种名利的诱惑。他对自己有充分自觉的定位，明确地意识到作为一介书生，贡献于国家和社会的最好方式就是潜心从事专业研究、教书育人，为传承祖国的文化遗产尽一份心力。

　　兴趣固然可以成为治学的动力，但真正的学术研究是一项异常艰苦的事业，必须忍受长年的寂寞和劳碌。没有勤奋的工作，一切无从谈起。徐先生和所有优秀学者一样惜时如金。他既没有节假日、生日的概念，也不愿意为客套和应酬浪费时间，有时甚至被视为不近人情。即使是陪自己的老母亲去医院，也带着书在走廊上看。去单位取邮件，或者去菜场买菜，他都是慢跑，为的是节省时间，同时借机活动筋骨。先生曾因学术观点遭到围攻，也曾遭受中年丧妻的不幸，但他始终以坚韧的毅力承受这一切，丝毫不放松自己的研究工作。进入晚年后，他身体不太好，仍一心扑在学术工作上。因为疾病困扰，他写出的字迹已经横斜、难以辨识，但仍顽强地不断思考和写划，其情其景令人动容。他以自己的言行，生动地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把学术视为生命。

　　徐朔方先生的另一段经历，也对他的学术研究风格产生了重要影响。1954年，徐先生由温州师范学校调入浙江师范学院任教，他后来回忆道：“那时我还应该为另一事实感到庆幸，可惜我当时还认识不到这一点。作为新手，三四年内我教遍了大学中文系的全部文学课程。这是一件苦事，但我得感谢它至少逼使我涉猎了比我的专业远为广阔的范围。在一个定点上不断深入的钻机适用于地质勘探，而不适用于文史研究。对它任何一个分支的研究，都要以整个人文学科的深厚修养作为后备。如果不以不务正业为嫌，能对现代自然科学进展有所理解那就更好。文学就是文学，原没有古今中外之分。古代中国文学更没有理由划分为各不相干的以朝代或以文体区分的分支。”现在学术分工越来越细，学习和研究古代文学者知识面日趋狭窄，一般只关注自己感兴趣的一两个小点，见木不见林，造成知识储备严重碎片化、浅表化，所谓研究成果往往似是而非。徐朔方先生的经验之谈值得后辈深思。

　　（作者系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