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灵魂人物，马尔库塞高扬弗洛伊德元心理学彻底的批判性，专门批评了以弗洛姆、霍妮和沙利文等人为代表的精神分析的“社会文化学派”。他认为这种新弗洛伊德修正主义在由市场中介的、已经异化了的社会里，只关注出于唯心主义价值悬设的诸如“生产性、责任性、爱情”这样的升华作用（sublimation），却忽视从根本上否定了他们要加以实现的人格的社会性普遍压抑起源，从而也就成为被资本主义体制收编了的维持现状的文化工具。
社会文化学派陷于文化伪境建构的魔界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经常被批评为把人性还原成了兽性。而社会文化学派则强调社会文化条件决定着超越了生物性的人格，从而将对精神问题的理解从“心底”（Id，伊底）推进到“人际”，从本能决定推进到文化决定。他们推崇“积极、自发地享受自由的可取性——以爱、自主和创造性的生产力”，并致力于教会人们如何通过对人格的自我改造激发幸福的潜能。这样看来，社会文化学派似乎具有显而易见的真理性与进步性。
但是马尔库塞则指出，“弗洛伊德看到，社会的各种历史形式中尽管有种种差异，但它们背后共同存在着基本的非人性，以及压抑性的控制，这种控制在本能结构本身中维持着人对人的统治”。正是由于这一洞见，弗洛伊德的“本能压抑观”比修正主义者的“文化决定论”更接近真理。弗洛伊德“关于‘文明及其不满’的根源是人的生物构造的思想对他关于治疗的功能和目标的看法有深刻的影响。个体要发展的人格、实现的潜能和追求的幸福，都在一开始就受到了管制，因而其内容也只能根据这种管制来理解”。如此这般社会文化学派所属望的“人格及其发展，一直到最深层的本能结构，都是被预先决定的，是文明积淀的产物……个体性到底有多大作用取决于在文明的既定阶段流行的压抑性控制的范围、形式和效果。……是由等级制的权力和功能及其技术、思想和文化设施来确立的”。实际上，他们只关心现成性地摆置在我们面前的“社会机构和社会关系的具体、现存形式而不是其起源，因为不能理解这些机构和关系对假定它们要加以实现的人格有何作用”。社会文化学派的“‘文化定向’遇到了作为既定产品的、以客观实体（即给与的而不是造成的事实）形式出现的社会机构和社会关系”，从而深陷在由作为现成之物的文化伪境所建构的资本主义文化霸权之中。
社会文化学派的普通心理学终局
社会文化学派的理论与现实终局就是，他们苦心经营的自我改造与幸福潜能很可能会朝着乌托邦式的方向发展。社会文化学派赋予“生产性、责任性、爱情”等唯心主义伦理学价值标准崇高的地位，将心理健康等同于“适应成功”和进步的“操作性”。如此这般就把社会问题转换成了精神问题，由此“解决这些问题则成了道德的任务”。他们最终获得的，也只是对现存社会有用的、被既定社会许可的幸福。但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革命性正在于，他对精神疾病的分析并没有停留于单纯的精神领域。弗洛伊德认为生命本能的能量就是力比多，这意味着生命本能的满足是与精神的先验论相矛盾的，因为弗洛伊德的幸福和自由观就其是唯物主义——它反对把欲望精神化而言，显然是批判的。虽然看上去对生命本能的强调使弗洛伊德被卷入生物还原论的丑闻，但这种唯物主义的力比多经济学却从根本上揭示了既定文明的普遍压抑本质及其超越之路。所以在此意义上，“更坏的反而更好”（worse is better）。而社会文化学派固然貌似摆脱了还原论的阴影，转向文化而不是本能对心理的决定作用，复归于人性及其尊严，从而获取了广泛的支持和追捧。但是由于它把弗洛伊德指认的普遍压抑“修正”为既定文明的暂时的和局部的限制，“社会的压抑的深刻性也减弱了”。结果就是“更好的反而更坏”（better is worse）。
马尔库塞继而一针见血地揭露，“弗洛姆和其他修正主义者都提出了治疗的一个更高目标：‘令人满意地发展人的潜能，实现他的个性。’但本质上不能达到的正是这个目标。这倒不是由于精神分析技术不完善，而是因为既有的文明本身本质上已经否定了这种可能性。人们要么根据其在现存文明之中的可能性来界定‘人格’和‘个性’，在这种情况下，它们的实现对大多数人来说等于是做到成功地适应社会；要么根据其超越性内容，包括他们被社会否定的、在实际生存之外的潜能来界定它们”。所以如果想真正实现一个“更好的未来”，就不仅要消除已被既定文明现成给予的“市场”的不良特征，消除竞争的“冷酷无情”等，还需要对本能结构和文化结构进行根本性的变革。正如弗洛姆不服气的反驳恰好展示的那样：“马尔库塞没有发现资本主义制度下任何创造性生产力、幸福或真爱的潜能。”社会文化学派“把重点从无意识转到有意识，从本我转到自我，而且从人类生存的前升华表现转到升华表现”，在既有文明允许的范围内把不合理的东西合理化，由此屈从于“现实原则”，从而将具有彻底的批判性的精神分析改造成了一种传统的普通心理学。
社会文化学派的政治经济学再审思
和社会文化学派基于现成性把握的观点大异其趣，弗洛伊德拒绝从已经异化了的成熟人格及其自我改造出发。他穿透了直观的、现成的物相，从意识深入到无意识，从人格追溯到童年，从个体过程下沉到属系过程。总之，弗洛伊德从表面深入事物的内部，从已被塑造成型的、受到层层制约的所谓人格，一步一步追溯到其普遍压抑的根源。这与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颇有相通之处。与认同和维持现状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不同，马克思勘破了现成置于眼前的种种物相，穿透了遮蔽问题根源的层层中介。他从商品这个直观的经济现象出发，揭示劳动二重性的内在矛盾，引申出使用价值—价值，继而从一般等价物到货币，再到市场竞争的价格转化，最终将带来“利润”的货币—资本剥削剩余价值的秘密展现在我们面前。如此这般一层层地剥离了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中的事物化颠倒和物化错认机制。这就是马克思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历史现象学。类似地，弗洛伊德的心理现象学则穿透了资本主义伪境最顽固的意识形态幻象，亦即自由进取的理性个人主体，“从表面深入到内部，从‘完成了’的、受制约的人深入到他的根源”。马尔库塞认为这是弗洛伊德对文明批判的核心。在他看来，弗洛伊德“借助成熟个体及其私人生存和公共生存的神秘形式背后的这种‘倒退’，才能在这些形式的基础中发现它们的根本否定性”。其实，这里的“倒退”（regression）译成“回溯”更为恰切，也更容易理解。社会文化学派属望的文化环境所能决定的，只是这种已经以异化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成熟个体。正是针对这种现成性把握的认识论的缺陷，马克思才批评斯密“用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眼光来看待事物，完全按照这种当事人所看到和所设想的样子，按照事物决定这种当事人的实践活动的情况，按照事物实际上呈现出来的样子，来描绘事物”。而根据既定文化的要求对它进行的人格改造也不能真正激发我们的幸福潜能。所以马尔库塞才说，“人格是漫长的历史过程的最终产物，这些过程在由构成社会的人和制度所构造的网络中凝结起来，并规定着人格及其关系。因此心理学要想如实地理解这种人格及其关系，就必须探究其隐蔽的起源，从而使其摆脱僵化状态”。由于始于并止于这种僵化状态，社会文化学派使人对自由与幸福的追求误入歧途，最终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弗洛伊德的心理现象学则不懈地追溯心理现象显现的层层中介，终于揭示了本体论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文明的普遍压抑本性。概言之，弗洛伊德马克思化了，而社会文化学派则古典政治经济学化了。脱离了欲望形成的物质基础，社会文化学派把着重点从生物学本体论上的有机体转向被既定文化决定的成熟人格，从力比多经济学的物质基础转向理想价值，亦即某种“唯心主义伦理学”价值悬设。如此，对压迫性的社会结构的任何改变将只能在“作为既成产品的、以客观实体形式出现的”社会既定事实和关系上进行，而且实现这些改变的斗争最终只能是精神的、道德的斗争。根据其在现存文明之中的可能性来界定的自我改造和幸福潜能，就像并不能真正解渴的可乐。对它的追逐不过是啜饮既定的文化伪境所许可的安慰性甜水。如此这般出于既定价值悬设的人格、潜能、积极、自我实现等又开始大行其道。社会文化学派就变成安慰那些焦虑抑郁的生得了“病”也花得起钱的中产阶级来访者的“适应性”治疗技术。社会文化学派的这一终局也提醒我们，面对当前心理学研究中的文化热或者文化转向，仅上升到文化并不足以推动心理学进步。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到二〇三五年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总体逻辑与战略路径研究”（21ZDA072）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厦门大学哲学系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