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综合外媒报道 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古典学院教授、英国艺术与人文研究理事会执行主席克里斯托弗·约翰·史密斯（Christopher John Smith）近日在“对话”网发表文章称，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至今已近两年，人们开始对这场大流行病进行反思。随着疫情相关的科技和医疗报道热度趋于冷却，我们可以借助人文科学更全面地认识大流行病。

　　史密斯谈到，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大瘟疫、中世纪欧洲的黑死病等大流行病的医学历史非常有趣，但在人文科学学者看来，人们如何应对大流行病以及作家如何描述当时人们的反应也值得关注。如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对雅典人应对雅典大瘟疫的记述，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古典时代历史学家对瘟疫的记载，从而建立了关于大流行病症状和社会影响的叙事模式。

　　雅典大瘟疫发生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第二年，瘟疫快速蔓延并造成大量人口死亡。学术界对这场瘟疫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雅典看法不一。它未能阻止伯罗奔尼撒战争，也没有遏制雅典的文化和思想繁荣。修昔底德的观点是，雅典执政官伯里克利因染上瘟疫去世改变了雅典的政治领导状况，削弱了他推行政治改革的效果。修昔底德、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等经历了这次灾难的一代雅典人就神的角色和性质、人类对世界的了解、人应该怎样生活提出了非常尖锐的观点。同时，雅典人的军国主义情绪高涨，但最终还是败给了斯巴达人，雅典失去了古希腊强大城邦的地位。

　　人们很容易认为大流行病会改变一切，而事实未必如此。拜占庭帝国历史学家普罗科匹厄斯经历了公元6世纪中期的查士丁尼瘟疫。根据他的记载，瘟疫导致人们在一段时间内笃信宗教，但当他们劫后余生后立即恢复了原有的陋习。瘟疫是系统性衰落的标志，但人们很快适应了这种变化。回到当下，新冠肺炎疫情将改变什么？从历史来看，社会行为的彻底变化不一定会发生。

　　史密斯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将成为目前为止人类历史上得到最多研究的大流行病，但其长期影响仍难以估量。这项工作将主要由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学者承担，且他们也已经着手。新冠肺炎疫情的历史不会仅仅局限于对病毒和疫苗的概述，而将是关于这种疾病如何与社会行为相互交织，关于个体、家庭、社群、国家和国际组织如何应对的更为复杂的叙事。古往今来的历史学家告诉我们，疾病的生物学机制与关于疾病和健康的社会建构密不可分，然而人们并不擅长考虑后果。

　　雅典大瘟疫促使古希腊思想家激进地质疑传统的人生观、死亡、神的作用；黑死病常被视为西方宗教和哲学的“规则改变者”，它推动了医学伦理学和社会关怀的改善，甚至拨动了劳动力价值的天平。新冠肺炎疫情最有价值的影响之一或许体现在政治与科学的关系上。这次疫情显示出科学的极端重要性，但也将科学置于政治决策的中心，这个位置并不“舒适”。疫情驱使政治家宣传“遵从科学”，但科学不只有一种声音，也很少提供简单、明确、迅速可用的答案。政治与科学的对话将如何展开？权衡结果可能是怎样的？事情的发展或许会令人惊讶。长期来看，为了理解新冠肺炎疫情的直接影响及其所面临的更广泛的文化、社会和经济挑战，人们应以更宽阔、更具整体性的视角看待科学。

　　（王悠然/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