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美国作为世界两大经济体，一举一动都牵动着世界的“神经”。在刚刚过去的11月，中美关系热点频出，无论是两国元首举行视频会晤，还是在英国格拉斯哥共同发表气候行动联合宣言，均吸引了国际社会的目光。不少学者以“着眼于人类大局”来形容中美两国的承诺与行动。应如何看待中美合作及其对国际体系与世界格局的影响？应如何理性认识“修昔底德陷阱”及有关大国关系走向的预测？在“逆全球化”甚嚣尘上的全球背景之下，世界将何去何从？本报记者就上述问题采访了相关学者。

　　中美应携手“共克时艰”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倪峰对本报记者表示，从美国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时期，中美战略竞争并未减少，相反在一些领域继续扩大。但与今年两国元首两次电话通话相比，此次中美领导人视频会晤涉及许多广泛而实质性的问题，可以视为拜登执政以来一次对华政策向稳的“技术性调整”。

　　倪峰认为，此次视频会晤释放出四个积极信号：一是双方的战略竞争从态势和气氛上有所缓和，这一信号对两国甚至全世界都十分重要。二是为两国关系注入了更多的合作元素。此次视频会晤围绕气候变化等议题进行了会谈，这表明两国在应对世界局势方面秉持合作与解决问题的思路。另外，在大宗商品市场价格上涨等因素导致近期全球能源价格暴涨的情况下，中美双方都将通过释放战略储备来降低能源价格、稳定世界经济形势。三是表明两国政府间沟通与交往在快速恢复，这对于实现稳定的中美关系十分关键。对于两个在意识形态等领域存在诸多不同的国家而言，存在分歧与矛盾实属正常，但重点在于如何有效管控分歧与矛盾。四是体现了双方的坦诚态度。中国方面亮明底线，清晰阐述中国的核心利益，而拜登方面也对此作出了回应。

　　谈及中美两国近期发表的气候行动联合宣言，英国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所主任凯瑞·布朗（Kerry Brown）对本报记者表示，人类正在面临一系列关乎生存状态的重大问题，仅靠单个国家的力量难以解决这些宏大议题。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仍有少数无知者及意识形态煽动者反对减少煤炭使用、反对使用新能源。然而，近期的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证明，大多数国家仍然能够意识到气候变化的严重性并通过深层次合作付诸行动，中美对于碳减排的共同承诺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尽管有一些声音认为，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最终达成的决议文件仍然存在局限性，但布朗认为，此次大会的积极意义不可否认。此次大会能够使不同背景、不同目标和不同发展路径的国家齐聚一堂并达成共识，十分难得。这为今后实现富有成效的气候合作提供了基础，也为跨国多边合作的运作模式提供了良好案例。

　　倪峰表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0月发布的最新报告《世界经济展望》中，有一组惊人的数据：中美两国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权重达到42%。全球200多个国家中，只有中美两国的经济规模总量超过10万亿美元。作为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最大的国家，中美关系有着重要的全球性影响。这一关系有着很强的外溢性，不仅事关双方利益，更涉及全世界利益。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新冠肺炎疫情叠加的背景下，全球治理存在严重“赤字”，而极端气候频发，能源危机、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层出不穷的国际形势，更加需要中美两国携手“共克时艰”。

　　“修昔底德陷阱”不适用于中美关系

　　虽然近期中美合作在一些领域取得了不错的成果，但不少西方政客、媒体仍以“战略竞争”定义中美关系。有学者表示，“战略竞争”一词将中美关系定义为“对立”状态，容易产生诱导性作用。对于美国政治学家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及其对大国在国际权力转移中的命运结果的预测，也有不少学者持批评态度。他们认为，这一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与单一思维逻辑的理论是严重的战略误判。美国知名亚洲安全问题专家迈克尔·斯温（Michael Swaine）在一次与中国学者何亚非的对话中谈道：艾利森对“修昔底德陷阱”的使用，扭曲了当前的中美关系。

　　不能夸大“修昔底德陷阱”的普遍性并以此来片面地总结中美关系。倪峰表示，“修昔底德陷阱”是对历史现象的总结和归纳，其本质是一种概率事件。概率成为现实的可能性可高可低，也完全可能不发生。

　　阿塞拜疆外交大学学者阿尔伯特·沃尔夫（Albert Wolf）曾发文《“修昔底德陷阱”错在何处》称，艾利森通过回顾从伯罗奔尼撒战争到英德对抗的案例，挖掘历史来汲取管控大国竞争和防止冲突爆发的教训。不幸的是，由于过于强调“安全困境”，艾利森的基本论点存在问题。根据“安全困境”，增加一个国家的安全，则可能降低另一个国家的安全。该理论认为，当用于进攻与防御的军事技术达到平衡时，可以使各国摆脱安全困境，而力量的平衡取决于二者的相对优势。沃尔夫提出，“安全困境”以一种直觉上合理、实则过于单一的方式阐释“冲突”，受到了不少学者的质疑。此概念假设所有国家都是安全寻求者，而实际上并非如此。鉴于这一概念有着明显缺点，基于其理论之上的“修昔底德陷阱”也不能用于分析和预测中美关系。

　　美国历史学家阿瑟·沃尔德隆（Arthur Waldron）曾撰文驳斥“修昔底德陷阱”。他提出，今天的世界与古希腊时代截然不同，人类有更多的智慧来避免历史重演。我们有理由相信，和平、发展、合作和互利已成为当今时代政治话语的主题。各国应放弃冷战时期的心态和“零和博弈论”。尽管地区冲突持续存在，但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另一场世界大战正在酝酿，越来越多的国家正选择通过谈判来解决争端。联合国创始人曾作出承诺：“将后代从战争的灾难中拯救出来……仇恨和战争只会带来灾难和痛苦。”作为二战期间的盟友，中美承担着维护和平、防止过去的悲剧再次发生的责任。“无冲突，无对抗”将成为新时代世界上两大经济体之间的底线。

　　沃尔德隆表示：“发展仍然是中国的首要任务。中国的使命是集中力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中国视自己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员，它不寻求建立军事联盟或参与霸权主义的扩张。我们对于中国的发展没有理由担忧，因为中国既没有意图也没有必要通过冲突向美国发出挑战……中国和美国同为亚太地区的重要成员国，而亚太地区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增长潜力，也是两国利益趋同、汇聚的地区。中美有共同的责任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中国是当前国际体系的主要支持者和参与者。中国越发展，就越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美国亦是如此。正如沃尔德隆所写：中国不是雅典人，美国也不是斯巴达人。中国只想告别其蒙受羞辱的近代史，通过改革开放实现国家复兴。

　　美国战略焦虑源于国内矛盾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在《外交政策始于国内：办好美国国内的事》一书中提出了令人深思的观点：崛起的中国、气候变化、恐怖主义、动荡不安的中东、拥有核武器的伊朗等所谓“严重挑战”都不应当是美国关注的重点。相对于外部挑战，美国应当集中精力恢复重建经济基础，办好国内的事情，解决国内日趋严重的赤字和债务、老旧破败的基础设施、水平不佳的学校和过时的移民制度等问题。

　　当问及如何看待“内政与外交的平衡”时，倪峰表示，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专注于自身发展，解决自身矛盾，反过来都有利于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国际交往中的竞争性不可避免，在你超我赶的过程中，“战略焦虑”会成为一种如影随形的客观存在，但过度陷于“战略焦虑”中，只会恶化国际形势。各国应学会如何将“战略焦虑”转化为一种内在的良性动力。相比紧盯对方，加速自身发展才更有意义。

　　倪峰解释说，冷战结束后，世界开始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这意味着冷战时期两大阵营互不往来的“平行市场”，被资本、技术、人员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所代替。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带来了更大的产出与更多的福利，进而加速经济全球化进程。美国是过去30多年经济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但同时也是逆全球化势力最猖獗的国家。究其原因，美国国内日益严重的利益分配不均是最大“祸根”。金钱政治和资本利益对美国公共政策与政治体制的影响，对劳工阶层利益造成了极大损害，而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导致中小企业资本大量流失海外，本土工厂倒闭，失业潮引发社会动荡。中产群体及下层人民对于社会现实的种种不满长期积累并发酵，形成了强大的“逆全球化”潮流，加速了政治分裂。另外，特朗普执政时期坚持“本土主义”的外交决策，如增加关税壁垒、在美墨边境“筑墙”等，其实质均是阻止要素自由流动，使得“逆全球化”思潮进一步发酵。遗憾的是，美国并未着眼于处理内部矛盾，而是采取“内病外治”的策略，即使拜登执政后开始推行“中产阶级经济学”，美国的内部问题至今未得到解决。对于内政的认识不足，导致美国以“零和”思维看待自身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从而影响其在全球外交事务中的表现。

　　近些年来，有声音认为，经济全球化造成了对国家主权及自治权的侵蚀。布朗对此表示，现实证明，人类不应当选择“规避”经济全球化——英国为“脱欧”付出的代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如果一个国家想在某些领域获得更为独立的自治权，就一定会在其他领域变得更加依赖于他国和全球网络。

　　布朗总结说，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给世界各国带来了巨大的生命和经济损失，凸显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没有一个国家足够强大到独自应对全球性议题。中美必须合作，既为了各自的利益，也为了全世界的利益。其他国家也是如此。任何一个国家试图摆脱他国影响和约束的想法，最终都将成为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