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仍然是衡量经济增长、社会进步、政府施政效果的重要指标。然而，由于当前各经济体未能有效应对气候变化、能源成本飙升和不平等程度扩大带来的多重威胁，一些学者认为有必要寻找不同的指标，重新定义和衡量社会发展。就原有指标的局限性以及是否存在替代性指标等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有关学者。

　　GDP指标的局限性

　　简单来说，GDP是衡量经济规模的指标，即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间内生产的所有最终产品或劳动价值。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统计学客座教授保罗·阿林（Paul Allin）表示，无论是美元、欧元还是日元，货币总量都会根据价格的普遍上涨而变化。然而，在衡量经济活动的货币价值时，GDP囊括了许多降低人们生活质量的“不良活动”，如战争、污染、犯罪、交通拥堵、自然灾害等，此类活动皆有可能增加GDP，但并不能让经济走向“成功”。与此同时，社会不平等、无偿工作、自然资源或生物多样性枯竭、数据和数字服务的价值等因素，却没有很好地体现在GDP中。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GDP没有将环境外部性与自然资本的枯竭考虑在内，这是其备受争议的原因之一。该指标忽略了与经济活动相关的污染、温室气体排放和生产活动带来的额外社会成本。更重要的是，自然资源等资产的消耗或损失会在短期内提振GDP。然而，此类消耗造成的潜在长期损失却未被计算在内。

　　其次，社会发展的新趋势进一步凸显了GDP指标的缺陷。例如，经济数字化改变了人们工作和休闲的方式，以及许多企业的经营方式，但这些转变并未体现在官方统计数据中。如何衡量创新活动的价值一直存在困难，因为新产品或产品质量的提高很难以可观察的价格和数量呈现。如今，经济数字化进一步提高了衡量难度，因为许多数字服务在使用时是“免费的”，或具有公共产品属性，抑或无形的，其价值难以估计。

　　最后，GD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重要指标，却没有对收入分配进行系统性说明。在平均或总GDP上升的情况下，一部分人会发现自己的境况并未随之变好，甚至变得更糟。“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的现象无法在GDP中得以展现。

　　基于以上问题，许多“超越GDP”的替代性指标纷纷涌现。但这些种类繁多的指标大多数是临时性的，人们无法围绕一种新的衡量经济增长的方式达成共识，且无法找到能够与单一GDP统计方式相媲美的指标。虽然绝大多数人都认可“超越GDP”的必要性，但要想取得有意义的进展，还需要就新指标实际涉及的内容达成全面共识。

　　改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虽然人们早已意识到GDP的不完美之处，但想要真正做出改变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从历史视角看，早在1934年，美国经济学家玛格丽特·里德（Margaret Reid）在《家庭生产经济学》一书中就指明，在考虑经济活动时，需要将家庭中的无偿工作也包括在内。是否以及如何衡量家庭和非正式部门的工作价值，这一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就引起争论，但直到2000年左右，包括英国在内的一些国家才开始创建“住户卫星账户”，将家庭无偿工作纳入考量范围。卫星账户是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心框架为基础，对其某些概念加以修改而建立的附属核算体系。各类卫星账户的引入，可以增强核算体系的灵活性，扩展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分析功能。

　　英国剑桥大学公共政策教授黛安·科伊尔（Diane Coyle）表示，尽管存在一些众所周知的局限性，但GDP一直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坚韧”标准，这一方面是因为受到技术官僚主义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由社会学层面的因素主导。从技术官僚主义层面来看，GDP在使用过程中具有便利性且易于分析，这是许多替代性指标无法超越的。GDP的权威性源于其能够同时衡量经济中的生产产出、消费支出和收入。该框架最终呈现的数字似乎可以直接在不同年份和不同国家间进行比较，而这一切都基于一种简单且具有欺骗性的想法，即更多的经济活动必然会带来更好的生活。正是这种技术权威性与政治实用性的结合，导致了人们对GDP的“路径依赖”和“社会锁定”。因此，人们做出巨大的努力予以改变。

　　重新定义社会进步和美好生活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人们强烈渴望拥有一个更加公平、可持续的未来。英国萨里大学可持续发展教授蒂姆·杰克逊（Tim Jackson）表示，有许多愿景可以取代GDP，重新定义社会进步和美好生活。经济学家越来越多地采用复杂系统思维方式，尝试从社会和心理层面加强对人类行为的理解。例如，有的学者强调道德和文化价值观对行为的重大影响。

　　有的指标旨在更直接地解释主观幸福感，例如重点衡量人们的生活满意度或幸福感。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世界各国的大多数人来说，幸福是在日常生活中取得成功。幸福可能是养家糊口，也可以是保持身体健康，或从事一份有趣且安全的工作。这是人们日常关心的事情，也是人们认为自身有能力控制的事情，因而可以在人群之间进行比较。不同国家正式收集的幸福感数据显示，幸福感与各种生活环境的相关性呈现相似性。幸福感明显下降的人通常是失业者、不与伴侣同住的人、健康状况不佳的人、少数族裔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由此证明，幸福感指数具有可靠性和有效性。伊斯特林认为，幸福感是一种更全面的衡量标准，而GDP仅限于经济生活方面，即仅衡量商品和服务的产出。此外，对幸福感的评估是由被评估人做出的，而在GDP的指标体系中，对幸福感的判断则是由所谓的专家等“局外人”完成的。

　　联合国也在尝试调整衡量经济繁荣的指标。2021年3月，联合国各会员国在统计委员会会议上通过了一个全新统计框架——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体系（SEEA），以期重新制定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包括将对自然的贡献纳入对经济繁荣和人类福祉的衡量指标中。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体系作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的卫星账户体系，充分考虑到环境因素的影响，并在这一前提下，实施国民经济核算。这是联合国迈出的重要一步，超越了在经济上常用的GDP衡量体系。简言之，在构建GDP替代指标时存在一种内在逻辑，即在技术稳健性与社会共鸣之间取得平衡。归根结底，在通向可持续繁荣的道路上，充分考虑个人和社会福祉的多样化指标是必不可少的。

　　持续完善GDP指标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全球繁荣研究所创始人亨利埃塔·摩尔（Henrietta Moore）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21世纪的视角来看，GDP作为一个衡量指标似乎已经过时。如果想要更准确地反映当前人类面临的社会和环境挑战，就需要超越经济层面，在地方层面采用全系统方法准确衡量经济繁荣程度，充分反映GDP和集体福祉之间的差异。摩尔曾在英国下议院演讲时提出，在用GDP衡量经济之余，还要辅以以季度为单位发布的“一揽子指标”，其中涵盖了水、空气、碳封存、生物多样性、社会资本、健康、家庭暴力等因素，从而用生活质量、气候变化等数据来补充GDP数据。如此，可以更深入地了解经济、环境和社会进步情况。

　　当前存在的GDP替代性指标涉及国家、国际等层面，例如，英国列格坦全球繁荣指数、联合国世界幸福报告、包容性财富指数、美国社会进步指数、经合组织美好生活指数以及一系列其他多维度的国际贫困衡量指标。然而，摩尔认为，在所有这些指标中，都缺少一种以民众为主导、以地方为基础的计量方法，因而难以通过这些指标来理解繁荣、福祉和环境在经济中的地位。比如，虽然气候变化等挑战本质上是全球性的，但不同地区和国家面临的危机程度不同，因此需要在经济指标中体现出当地的情况和诉求。

　　摩尔介绍，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全球繁荣研究所制定的繁荣指数提供了一种将地方的优先事项纳入决策的新指标。最重要的是，该指数通过将当地各方参与者和相关组织聚集在一起，共同制定解决方案并跟踪地方层面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基于各地方具体情况的整体系统性衡量方法。如果人们想在当今紧迫的社会和环境挑战面前真正取得进展，就必须与地方甚至社区合作，而不是完全依赖于国家和国际层面那些不具有针对性的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