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共产党二十大报告中有这样一个表述，“我们创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此处很关键的是开头的短语——“我们创立了”。作为一位与中国深入接触十多年的外国人，我将从这一角度讲述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解。概括地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已经成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成为推动中国共产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指路明灯。在具体的阐释方面，我首先介绍了对相关背景的认识，而后着重分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国际视野下四个突出的方面：“两个结合”；“六个必须坚持”的全面性；当代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新一代世界青年对中国共产党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日益浓厚的兴趣。

　　国际学界高度关注

　　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多年，我的主要研究成果是一本出版于2021年的专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国人的指南》。我进行这项研究是为了探究是什么支撑着中国的运转，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看家本领。换言之，要理解今天的中国，就必须理解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要义。

　　越来越多的外国人逐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基石性作用。造成这种意识增强的因素有很多，比如，资本主义国家存在一些根深蒂固的棘手问题；中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但一个关键原因是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其中首次提出并详细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我当时在北京，全程收看了十九大报告的现场直播，在聆听报告的过程中，可以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十九大报告的深远意义。自此，越来越多的国际观察者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扮演的重要角色。也可以说，这些“观察者”在这一重大节点之前并没有很好地进行“观察”，因为对于任何一个长期认真关注中国的人来说，马克思主义的意义始终是显而易见的。

　　自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六中全会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被概括为“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业已确立，同时也在不断得到发展完善。从中国共产党二十大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思想的重大发展。中国学者已经围绕这些发展进行了相当多的深入研究阐释。与此同时，对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国际学者和学生来说，对此给予关注也十分重要。

　　“两个结合”缺一不可

　　“两个结合”指的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众所周知，这一重大理论观点是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首次明确提出的。中国学术界产生了丰富的关于“两个结合”的研究成果，我将根据中国共产党二十大报告中的阐述，针对“两个结合”发表以下看法。

　　首先，“两个结合”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以来的实际情况。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结合本国具体实际的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国际研究者要有这样一种认识——正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根据不同的特定条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才真正成为一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然而，世界其他地区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有时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遗产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更倾向于从经济、社会与政治现实的角度理解“具体实际”，而忽视了文化因素。因此，这部分学者需要进一步学习，尤其要注意践行“两个结合”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缺一不可的理念，既要根据中国国情以符合客观规律的方式解决实际问题，也不能忽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其次，“两个结合”这一论断充分体现了辩证思维。一方面，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不同的实体。中国具体实际涉及经济和社会因素的发展阶段，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群体的灵魂和脊梁，涉及物质、精神与系统因素，以及社会整体层面上有关生活和价值的设想。另一方面，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许多方面是相互关联的。比如说，当今或近期的具体实际是时间更久远的文化遗产的产物，这里的“文化”比英语中的“culture”一词有更为全面的意涵。此外，文化固然有其底蕴和精髓，但在时间推移过程中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其本身也在根据不断变化的实际而持续地发展、改造和调适。我们不能选择从祖先那里继承到的文化或条件，但我们可以采取行动来发展和改造继承的东西。

　　最后，中华文化是世界上最令人钦佩的文化之一。从国际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如何同有着悠久历史和丰厚内涵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答案是以辩证的方式。这里所说的“辩证”指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继承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思想基础上发展的唯物辩证法，挑战了西方传统上“非此即彼”地看待各类事物的倾向。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的“Aufhebung”（扬弃）一词，既包含否定，也包含转化，从而让被扬弃者发生本质性的改变。具体到传统文化方面，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对传统文化中糟粕、封建和资产阶级残余的成分应予以去除，取其精华，用马克思主义对其加以改造。正如中国共产党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

　　在这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广为流传的价值观念中，每一种都值得我们进行详细的讨论。此处着重探讨“革故鼎新”这个概念，因为它与前文关于扬弃的观点息息相关。“革故鼎新”并非一个简单的有关“一笔勾销”后重新开始的问题。相反，这个过程涉及认真仔细地分析什么是依附于旧的社会形态而不再重要的，什么是有质量的，什么是文化身份需要的。正是符合条件者才得以在新的社会形态中存续下来，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以至达到更高的质量水平。根据上述观察，一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文化土壤中扎根如此之深，就不足为奇了。可以说，正是这片肥沃的文化土壤给马克思主义的萌芽以充分滋养，使之茁壮成长、蓬勃发展。

　　全面性与“六个必须坚持”

　　在阐述了“两个结合”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又一个重要论断——“六个必须坚持”，即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胸怀天下。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史已经证明了“六个必须坚持”的重要性，并且确实是“必须坚持”，而非仅仅是“推荐坚持”或“建议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是为一小部分“统治精英”服务的，而是始终把包括工人、农民在内的人民群众置于一切之上，力求为最广大的人民谋利益。当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时，就会发现经济上的自立是至关重要的，同时也树立了一种持久而稳健的信心，确信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优于资本主义或封建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始终是行动的指南而非一成不变的教条，虽然有其基本原理，但也在指引具体判断和创新行动的过程中得到持续发展完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论，特别是解决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遇到问题的方法论，作为一种全面的方法，马克思主义极富成效地做到了这一点。此外，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胸怀天下，充分体现了自信自立与胸怀天下之间的辩证关系。

　　在“六个必须坚持”中，有两个提法格外引人关注，即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胸怀天下。关于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对于那些在西方环境中成长和接受教育的人，更具压倒性的倾向是分门别类，把问题分成不同的类别，再从某一个方面或角度展开思考，并假设这样做可以提供所需的解决方案。对于有这种倾向的人来说，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第一课，就是要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个全面的体系。匈牙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ács）在晚年谈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性”的重要性，这种“普遍性”是马克思主义在对从无机自然界演变到有机自然界，以及有机自然界在劳动的作用下演变到人类社会的过程分析中确立的。从中可以看出，卢卡奇对他青年时期的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进行了自我批评。在该著作中，卢卡奇假定马克思主义仅限于分析社会形态而非自然界。在有了更深刻的研究、反思和经验之后，他意识到了自己早期工作的偏差。特别是，他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应当是一个全面的、具有普遍性的体系，具备分析自然、人类社会的能力。正是在马克思、恩格斯投入毕生精力发展起来的学说日趋成熟的过程中，这样一种注重全面性的思想与行动体系兴起了。当然，我们现在称之为科学社会主义，称之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全面性，如今这个体系已经在许多方面得到了充实。凡是肯花时间精力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很快就会发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非常强调全面性，强调综合考虑各个方面、理解整体和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的确就是世界运行的方式，一切都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是一个不断进化、不断发展的完整系统。因此，要理解和解释世界，我们需要一个全面的分析体系；但这也意味着，想要改变世界，我们需要更系统的观念。

　　《论语》有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句话虽然很简短，但在2500多年前就已经强调，人们需要有更广阔的视野、更长远的考量，以便更深入地理解当下。这是一种独特的理解和改造世界的综合方法的萌芽，该方法早已成为中华文明的世界观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二十大报告中提到，“我们要善于通过历史看现实、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这段话是对《论语》格言的继承与发展，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又一个与马克思主义产生共鸣的特征，并且可以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语境中得到进一步发展。然而，《论语》格言关注的仅是远与近，而中国共产党二十大报告则全面地展现了辩证的思维。此处，从国际视野出发，我想特别强调矛盾分析法作为辩证唯物主义发展新篇章的重要性。总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主流的体现，充分吸收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念。

　　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六个必须坚持”中的最后一点是必须坚持胸怀天下，这一点非常重要。如前文提到的，中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全球每天有大量的新闻媒体在对中国进行报道。尽管很多人对中国的了解需要更加真实、立体、全面，但这种关注本身已经证明了中国在全球扮演的重要角色。如今，中国的一举一动都具有世界历史层面的意义，而这一现实并非在一夜之间发生的。几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来之不易的成就，为国际交往奠定了良好基础。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了一系列公共产品，如“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改革、合作共赢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等。

　　对于中国的国际化，我想着重谈三个方面。第一，一个国家应该如何走向国际化？这个国家应当寻求复制曾在历史上占据强势地位的某种模式，还是应该寻求一种能保持自身所积淀的文化智慧的方式？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正如中国共产党二十大报告中指出的，“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这既需要“提炼展示中华文化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也需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从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以上表述不仅是对过去十年有关增强中华文化传播力影响力的许多论述的总结，也显示了面对世界舞台的中国拥有鲜明的文化自信。当然，这种文化自信绝非对其他文化的排斥，其内涵同样包括保持开放的心态、从世界上其他地区人类文明的诸多优秀成果中汲取灵感。

　　第二，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化，这也是一个重要且值得关注的主题。对于以马克思主义为看家本领的社会主义中国而言，国际化也可以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化。从诞生的那一刻起，马克思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彼此互动、相得益彰。其愿景始终是全球性的，其理论和实践始终聚焦于人类解放，其组织始终是国际性的。这绝不是指一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要对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施行霸权”，而是意味着友好、开放、长期的合作。这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即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化如何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联系起来。一方面，在关键的经济基础方面保持经济自立，一直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的一项核心政策。这种自立意味着能够为本国人口生产充足的食物，有从重工业到轻工业的完整产业链，具备技术创新能力等。历史证明，社会主义国家不应该也不可能依赖资本主义国家。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国际现实，在世界上每个有人居住的大洲上或“显著”或“小众”地存在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样看起来明显矛盾的词汇是如何相互关联的呢？这里可以展开的内容有很多，我只专注于一点：社会主义国家正是由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才能同资本主义国家交往而不受制于后者。同时，社会主义国家又能够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联系起来。

　　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国际化有源泉性作用。关于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二十大报告中有一段重要论述：“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此处非常关键的是这段话开头的这一论断——“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这正是中国国际化的源泉。

　　第三，在当今世界面临许多挑战的情况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和马克思主义国际化，这两条互相关联的道路显然都任重道远。诉诸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二者间的区别，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尽管面对少数国家的阻挠干预，对中国而言，在世界舞台上参与经济基础的塑造相对容易一些，与中国具有优势互补特点的经济体有深度参与合作的需求，经济底线促使国际商务主体寻求或进一步增进与中国的经贸往来。然而，上层建筑涉及政治、文化、哲学等，在这方面的国际交流合作相当耗时耗力，在某种程度上也更为复杂。不同文化的话语和叙事结构不同，文化假定（cultural assumptions）不同，意识形态与政治框架可能存在显著差异。相互理解需要双方有充分的耐心倾听彼此、在差异之外多关注共同之处、建设性地解决分歧，这都需要耗费大量时间。简而言之，上层建筑层面的国际参与是一项更加困难和耗时的工作。当然，由于经济基础提供了坚实的基石，只要坚持付出努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和马克思主义国际化依然是可以完成的目标。

　　世界青年寻求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中国现在有越来越多包括来自西方国家在内的留学生，来到中国学习马克思主义，又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方向尤为突出。显然，为这样的学习做准备需要在汉语学习方面付出大量的前期努力，而汉语是被很多海外人士公认的世界上最难掌握的语言之一。这一现象之所以发生，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已经登上了世界舞台的关键位置，而马克思主义之于中国具有不可否认的全球层面的重要性。另一个原因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严峻形势有关。在很多资本主义国家，民众对于政府、公共机构和新闻媒体的信任度持续处于低迷状态。这意味着西方国家的许多民众不再全盘接受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对年轻人而言尤其如此。鉴于上述情况，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呈上升趋势，西方国家的共产主义政党的发展壮大也就不足为奇了。在这样的背景下，有越来越多的世界青年愿意来到中国学习。

　　这些年轻学者来学习研究、寻求理解的到底是什么？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已经知晓，马克思主义造就了崭新的中国，不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关键作用就无法理解今天的中国。但与此同时，他们还想明白马克思主义为何以及如何为社会主义中国奠定基础、提供指导。也可以说，他们正在寻求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换言之，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本土化”问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实际下的发展问题，还是马克思主义如何根据时代的需要在过去、现在和未来持续发展的问题。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