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动力。中国传播创新以观察中国传播实践为基础，以发掘中国传播智慧为旨归，诉诸整合中国传播创新的要素，为优化中国传播实践提供新思维与新方法思路，从而更新媒介改革、引领社会创新。

　　把握中国传播的内涵

　　人们习惯于从经济学家熊彼特的视角把创新理解为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包括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和组织制度创新。而从马克思的普遍交往理论来看，生产本身“是以个人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由此，“各个单独的个人才能摆脱各种不同的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包括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的联系，并且可能有力量来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生产（人们所创造的一切）”。基于此，我们就可以将创新的视野拓展到创造新媒介、新交往、新分享、新交流的传播创新。当我们把生产要素创新和传播创新结合起来时，就会发现，这一结合的意义在于，使生产要素的创新植根于人的普遍交往。

　　在马克思普遍交往的视野下，“中国传播”指向的是中国人在创新经济社会的过程中所创造的与全球化连接的本土交往方式，以建构内部与外部的多元交往关系。它与国家传播相连，但又区别于国家传播，同“文化中国”的概念具有相通性。中国传播是开放的、多元的和多层级的，它面向“网络化的中国”和“可沟通的世界”。

　　“中国传播”的概念面向中国问题与中国经验而提出，它包含着多元化的传播实践与传播经验。其内涵有三：一是在国际传播结构维度，中国传播是国际传播新秩序的重要一元，通过国家间、民族间的互惠性理解，践行“和而不同”的传播理念；二是在传播体系维度，中国传播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传播体系，它使传播成为和谐社会建构的手段和目的，即释放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社会重压，分享共同体所珍视的目标；三是在实践维度，中国传播因丰富的、多元的、开放的实践而不断发展。更进一步讲，中国传播在本质上强调一种“对话”状态与过程，同时包括内部的与外部的、官方的与民间的、全国的与区域的、社会各阶层各群体的多元的对话状态与对话过程，旨在通过对话促进沟通与理解，从而助推新的发展共识的形成。因此，中国传播是一个内在于“和谐的中国”与“开放的中国”的概念，它存在于中国人的日常交流实践以及文化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传播新秩序的建构过程之中。

　　从四方面完整理解传播创新

　　中国传播创新是一个体系化的过程，表现为由社会传播创新、政治传播创新、文化传播创新、经济传播创新、媒体传播创新五个维度构成的融合结构。社会传播创新从交流的角度，强调在多维连接中建构和拓展社会交往的公共空间，主张强化社会互动，以缓解现代人的“连接的孤独”“交流的贫困”与“理解的焦虑”；政治传播创新探讨政府与民众民主沟通的可能性，注重运用新的技术手段和媒介平台沟通政府与民众、开启对话，推动双向了解，注重以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展开交流；文化传播创新关注文化中国的互动、共享与认同，探索跨越文化障碍，创造“文化中国”的理解、接受、分享的路径；经济传播创新致力于在市场中寻求最优化的分享方式和分享机制；媒体传播创新探究媒体自身的组织变革、信息生产供给等融合实践的多重性，致力于提升媒体组织的传播能力。

　　中国传播创新关注在互联网传播情境下公众自下而上的传播实践，为发掘中国传播创新的智慧找到了源头活水。基于这一理路，对中国传播创新的考察包含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传播组织或传播主体，包括探索新的组织形式、制度设计与运行机制，致力于提升传播的效率，以及吸纳新的传播主体进入中国传播的实践场域等。其具体内容包括实现传播者的组织、观念、思维的革新，以及采用新的技术手段等。

　　二是内容生产，主要指的是内容生产方式以及内容本身的创新，从而生产新的内容、产品或者服务，借此提出或激发新的价值观念，或者重申与强化共同体共享的价值观念（例如多元、开放、共享、团结、友爱、和谐等）。具体包括内容生产方式的革新、内容来源的更新以及内容产品或服务的创新。

　　三是传播方式，指的是创新文化中国的传播方式与传播路径，把文化中国传播到更广阔的领地。具体表现为，创造性地运用既有的或新兴的传播工具与传播手段传播文化中国，或者把现有的技术手段创新性地运用到文化中国更广泛的领域。

　　四是社会连接，主要指的是建立、维系、优化个体之间、群体之间、内部与外部、中国与世界的“双向连接”，并为其交流或对话提供新的可能路径，从而推动交流、沟通与理解。具体包括维系与强化既有的社会连接、建立新的社会连接、创新社会连接的方式等。其主要的诉求是打破社会隔离与“交流冷漠”，建立开放的、可沟通的、民心相通的世界。

　　这四个方面构成对传播创新的完整理解。传播的本质在于传递信息、建构关系与分享意义，而传播组织、内容生产与传播方式的创新，以及建立、维系与转换社会连接的传播活动，直接推动着传递信息、建构关系与分享意义的实现。中国传播创新基于互联网传播语境而展开，个体皆是传播节点，通过自身的传播活动可以建立新的社会连接和传播网络，从而推动“交流自我”的建构和“可沟通的世界”的实现。

　　积极推进中国传播创新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传播创新中不乏“噪音”，尤其是“伪传播创新”总是干扰传播创新，且带来了一定的危害性。这就呼唤我们强化对中国传播创新的评估与研究，辨别与纠正“伪传播创新”。比如，相关活动是否有助于扩展公共交往的空间，是否有助于推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是否过度依赖技术而无实质性的内容，是否受到商业利益的“绑架”。

　　基于中国传播创新的内在要求及其在当下存在的问题，中国传播创新可从以下几方面推进。

　　第一，实现中国传统传播智慧的创造性转化。比如从“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孟子·滕文公上》）领悟文明交流的多样性，把“和而不同”（《论语·子路》）引入平等、尊重、包容的现代交流，借用“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周易·系辞上》）阐发，超越党派、阶层、宗教、地域的现代交流理念，这些都是中国传统传播智慧的创造性转化。这种转化可以理解为对文化封闭和文化霸权的双向超越，建构的是基于独立、自信、开放的民族精神的传播主体。

　　第二，基于信任建构的传播创新，这主要表现在政治传播与社会传播领域。在政治传播领域，近年来，随着各级政府机构积极推动信息公开与透明化，积极推动政府传播能力建设（例如推动媒体融合与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等），在一定程度上维系、重建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推动了有效沟通与理解。在社会传播领域，随着不同群体、不同行业、不同领域之间的社会连接的建立、维系与强化，在某些维度上有助于重建信任，促进社会的可沟通与相互理解。

　　第三，面向共同实践的传播创新，比较典型的是，在环境保护、反贫困等议题上，通过传播创新来寻求共识和可能的解决方案。这就是说，传播创新释放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社会重压，分享共同体所珍视的价值与目标，并提供可能的传播方案。

　　第四，增进互惠性理解的传播创新，这主要体现在反思并应对全球化危机，寻找通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互鉴路径、民心相通路径。主要实践路径包括建构人的跨文化敏感能力、共同感知能力、移情能力、文化适应能力、跨文化合作能力，从而形成新时代的普遍交往实践。

　　第五，尊重创新的一般规律，创造中国传播创新的条件。这些条件主要包括：社会条件即社会扩大信息需求与建立连接的需要，并具备满足这些需求和渴望的条件；媒介条件，即媒介作为环境构成特定的连接、互动、交流、分享、消费、学习、认同的方式，促使某些传播行为产生；技术条件，主要指制造信息产品的系统知识，以及某种传播设计或信息服务。

　　以中国为中心的传播实践是复杂的、丰富的，其传播创新亦是丰富与复杂的。传播创新在不同的语境中的复杂性与丰富性，反过来促使我们考察传播创新的语境，进而基于特定的条件和语境推动传播创新。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