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播/交往视角出发，美国传播学者拜厄姆将数字媒介时代的人际交往称为“云端的交往”，是一种形象而浪漫的描述。从本质特性的层面而言，所有基于数字媒介支持、无须以实体空间与具身同时存在为前提发生的人际交往形式，都属于“云交往”。这种交往方式正在成为实现人际关系最为普遍与日常的手段。

　　突破身体和时空的天然局限，数字媒介中介下的“云交往”最初作为一种人们对传播/交往“自由意志”实现的想象，在当下已经变成了普遍现实。置身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毫不费力地察觉到：人际交流与信息传播的方式变得越来越多样，个体与他人建立社会关联的渠道也越来越多且极度便捷。数字时代的独特之处在于，促发社会联系的技术中介经历了快速转型，传播/交往中介的数字化转型，开启了新的社会文化形态，也提供了更多需要观察与思考的实践命题。

　　“云交往”的理解分歧与共识

　　数字媒介时代中介化了的社会交往，从交往主体到时空结构、从实践方式到文化心理等各个环节都发生着深刻改变，或者说数字媒介改变着社会关系的本质。一些学者对数字时代人际交往的浅薄化与虚拟性表示担忧，对技术伦理失控和媒介平台霸权的威胁表示悲观，甚至认为日益普遍的人际间中介化互动会摧毁人的主体性。但同时也有另一类观点认为，新的媒介技术为人类创造了更坚韧强大的连接和更多样化的关系链。无论人们如何开发和使用媒介技术，无论新媒介技术为人们带来什么样的困扰、错乱甚至是灾难，他们仍然相信人类的自我调适能力，以及最终致力于保持自我真实性，致力于培养有意义社会联系的交往本能。

　　尽管在理解新型交往现实的立场和心态上存在巨大分歧，但学者们有两点认识是一致的。其一，认同数字媒介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交往常态化的技术条件或环境，人们如此习惯而不假思索地使用着这些方式。其二，认同当前是我们思考新技术、探索新交往，以及反思二者关联的最好时机。

　　“云交往”的技术法则

　　按照媒介技术的演化路径，互联网技术的连接法则是“云交往”的根本逻辑；而数字技术则为传播/交往提供最大限度的便捷性与全新的“媒体可供性”。技术为人们创造出全新的社交语境。

　　数字媒介中介化了的社会交往与传统人际交往最大的区别在于，交往的异步性和社交线索的模糊甚至缺失，继而导致交往亲密性与交往品质的下降。但更为客观的认识是，应该把中介化的社会交往看作一种新颖的和兼容式的交往方式，各种形式的“云交往”在模糊传统意义的社交线索的同时，又创造了新的社交线索。如创造了语言、书写与图像兼容的全方位交往体验，制造了新的社交“临场感”。

　　凯文·凯利在较早前就提出互联网的“联结主义”，并认为这种大联结主义存在两种典型形式。一是社交媒体。它们的目标是通过尽可能多的方式，将每个人与除他自身以外的所有人联结起来。二是依靠数目庞大的机器、处理器、手机、路由器甚至卫星等实现的机器联结，发展到最后就是万物互联的“统一物”。按照目前的技术演进趋势，无论是人类还是机器（或者物），其联结程度会不断增强，而人们也会对实现和保障其联结的技术产生超级依赖。正如当下，人们高度依赖社交媒介构建和维系各种社会关系，并认为失去这种云端联结的交往是不完整的，甚至是无力实现的。

　　“云交往”的主体拓展

　　“云交往”在实践过程中产生的最显著影响表现在主体层面。互联网与数字技术改变了传统的交往模式，也带来了社会关系和交往实践的质变：谁在交往，成了一个需要严肃探询的首要问题。

　　不断推陈出新的新媒介以自己的方式重塑人类的生存环境与生活形态，技术也不断重新塑造着人的交往形式和内容。因此，当人们的传播活动、交往实践乃至基本生存方式都以新技术媒介为最普遍的工具意义时，媒介背后的人也必定会遭遇随之而来的技术重塑和境遇挑战。

　　在新媒介技术环境中关注交往主体的问题，与技术带来的主体性困惑直接相关。马克·波斯特认为，自20世纪晚期新媒介技术使用以来，技术不断促成建构一种全新的人际交往关系，其中最重要的特征是技术为人们引入了新的身份或者说分散了主体。身份创新和主体性分散在“云交往”中体现尤甚，流动的空间和多线索并置的时间结构，可以满足人们分散主体的同时实现。同时，人们也可以使用虚拟身份或符号化主体建立社会关系。尽管这种符号主体不具备完全的独立性，其真实性也备受争议，但却突破了个体身份的唯一性，为交往中的普通个体创造了多元的主体之维。虚拟主体、数字主体甚至智能化了的“超体”，都具有一定意义的主体性。因此，交往主体的重构与拓展，必然成为“云交往”的基本特征和实践结果。

　　“云交往”的文化更迭

　　新媒介加持下高度联结的社会关系会呈现出什么样的文化特征？当互联网成为一个无边无涯的空间，一切事物和行为都可以纳入云端；当网络应用可以帮助人们满足几乎所有的生活、工作和交往需求时，“云交往”体现出自己特有的文化动向。

　　“云文化”赞许“持续在线”，人们被期待甚至被要求随时在线、保持可及可连接状态。这样一来，除了极个别情况外，无法做到永远在线就会被视为一种缺点。当然，在这种文化内部，也会产生社交倦怠与反联结的趋势摇摆。

　　“云文化”追求“数化万物”，生活内容的更多部分会被记录、抓取、数据化和分析，也会使人们对隐私和分享等观念的理解发生改变。“云文化”必然走向“更加智能”。云端被视为超级庞大的平台与数据库，云端的重要功能就是分享人们的数据与行为。交往实践中所有数据与互动交织在一起，智能是必然的结果。“云文化”也会产生强烈的规范或伦理冲突，在无处不在无所不容的云世界，人会质疑自己的行为应该以什么为准则。“云文化”也可以是最大化的自我延伸，如果说轮子是腿的延伸，照相机是眼睛的延伸，那么，“云”便是意识与自我的延伸。

　　数字时代的传播/交往拓展到了云端，形成一个庞大无边的交往空间，这个空间内的所有实践已经从虚拟和想象变为现实。当然，“云交往”在颠覆传统人际关系的同时也面临诸多困惑：人们无处不在联结中，也仍在孤独中；体会便捷，也交出自我；控制社交，也丧失自由；人们一边极度依赖云端交往，一边对这种依赖感到害怕……因此，理解“云交往”的具体实践以及这些实践带来的文化动向，是理解数字时代和它的未来的重要途径。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