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管理与政策研究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北美、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同国家均从不同层面加强了对文化艺术领域的有限干预。与此同时，伴随艺术组织和机构走向科层化管理，催生了对与实务技能相关的职业素养和专业培训项目的需求，相关知识逐步进入高等教育课程。学界普遍引用并认同丹·马丁在《国际公共政策与管理百科全书》中为“艺术管理”条目下的定义。首先，艺术管理承载了传统的管理功能：计划、组织、实施、监督和控制。其次，通过这些功能运营表演艺术或视觉艺术的创作过程及其与观众的交流。文化政策则被视为艺术管理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同的国家制定了不同的艺术管理政策，基于不同治理理念和价值观的文化政策及措施，在实践领域对艺术管理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对相关领域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推动全球建立共识，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西方艺术管理与政策研究的发展现状

　　自20世纪中叶以来，各学科之间相互渗透，促生了如艺术社会学、艺术心理学、艺术文化学和艺术经济学等富有交叉学科意味的研究方向。艺术管理和文化政策即是一个跨学科、应用型的新兴研究领域，其内容涉及艺术行业的体制构成及其运行规律、艺术功能的实现等。艺术管理与政策研究对象的形成是学科交叉融合的结果。但该领域的理论建构及学科建设均未得到充分发展，学科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并不清晰。帕奎特和雷达利认为，艺术管理和政策研究不是一门纯粹的学科，而是一个超学科领域，需要用融合的方式组织知识和思想。该领域学术话语体系建构不充分影响了其作为正统学科的确立，但究其深层原因是没有独立的理论和研究方法，通常借鉴管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传播学、公共政策等其他学科的理论，没有形成属于自己的研究范式和方法。帕奎特和雷达利在《艺术管理与文化政策研究》中提出，围绕艺术管理和文化政策产生的多学科研究领域或知识体系是处于同一知识集合体的，并提出两者并置的合理性。从该书中所分析的经典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艺术管理与政策研究的学术发展史。比如，哈佛商学院教授斯蒂芬·格雷瑟出版的《文化政策和艺术管理》至今仍有影响。英国学者约翰·皮克在《艺术行政管理》中，除了强调要更多地了解当下的管理实践，关注成功和失败的案例及艺术家、受众群体以外，还要关注文化史，要对影响艺术管理实践的文化政策变化进行研究。澳大利亚学者拉德伯恩和弗雷泽在《艺术管理：实用指南》中也呈现出对文化政策议题的兴趣，尤其是国家身份和全球视角的问题，而这些往往是理念、制度和利益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

　　据郑洁主持的“世界文化管理与教育”项目研究结果，可知现阶段该领域在国外的整体发展情况。目前相关课程教育主要集中于欧洲及北美，主流仍是传统的艺术管理和艺术行政。早期，欧洲的课程植根于人文学科的传统，偏重艺术理论和批评、艺术史；北美的课程偏向商业课程以推动艺术商业的发展。就学科对象而言，西方“艺术管理”包含了营利性与非营利性两个领域。从研究的角度看，偏向人文传统及艺术行政领域的学者会侧重于非营利领域的研究。加拿大学者德里克·张在《艺术管理》一书中则认为现代艺术管理更加注重商业、市场领域。当前，欧美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均倾向于采用实用的方法，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灵活整合并创新跨学科领域发展技术研究，以开放的态度推动批判性反思在学术研究领域中的运用及对实践的指导。艺术管理专业更多地在综合性大学商学院里设立，也有在经济学院、教育学院里开办。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欧洲及北美对将“艺术管理与政策”作为独立学科来建设没有很强的意识。在教学和科研过程中，不局限于提供管理工具、确定标准、展示最佳管理实践和营销手段等；研究者也通过对不同学科视角、方法论的讨论，深化对艺术和文化机构管理策略的思考。这一路径对于我国开展“新文科”背景下的学科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但我们也要看到其在中国语境和时代背景下的发展脉络，以及艺术管理与政策研究如何因应我们自己社会需求的问题。

　　我国艺术管理与政策研究的学科建设实践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在文化艺术领域改革实践中所面临的问题，催发了学术界将艺术管理作为研究对象的确认。“艺术管理与政策研究”在我国的提出，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对相关研究成果及艺术管理人才的旺盛需求。毛少莹提出，典型的应用型研究成果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出现，至90年代中后期我国已有不少从事相关研究的机构组织、平台和成果，进入21世纪，“文化智库”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积极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在国家全力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引导下，相关研究和施政议题逐步升温。其内容包括对文化产业经营管理、人民基本文化权益保障、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健全、文艺院团改制改革、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资源利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产教融合与文旅融合、艺术与科技融合、文化数字化及乡村文化振兴等。我国“艺术管理与政策”的问题意识及研究趋向，一开始就是与文化管理、文化产业管理等融合在一起的，且始终与新时期以来国家文化政策有着内在的关联性。马明、李依依借助计量分析软件CiteSpace，通过对1984—2021年间艺术管理研究文献进行研读分析，也发现该领域研究议题与文化政策关系紧密。

　　进入21世纪后，艺术管理学科化发展和专业建设得到提速。据不完全统计，上百所艺术专门院校开设了艺术管理相关课程，截至2022年，申请备案艺术管理专业的院校达到38所。2011年，艺术学升格为独立学科门类后，艺术管理被置于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下，成为一门交叉与应用理论型艺术学科。2016年，艺术管理正式被列入教育部本科专业目录。2020年，第十五届中国艺术管理教育学会年会提出“中国艺术管理学科要在2035年成为世界领先学科”的目标。

　　我国艺术管理与政策研究所处的社会语境与西方国家有很大的不同。纵观其发展，从起步开始就有着自己的特色和发展路径：从引介西方艺术管理发展经验到围绕本土化体制改革展开立足本地经验的研究；从理论到实践都服务于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发展。近二十年，我国艺术管理与政策研究取得长足发展与进步，但也必须看到存在的问题，诸如理论偏离实践、过于偏重产业领域，以及理论形态受西方影响较大等趋向，需要研究者反思与调整。

　　当代中国正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艺术创新，伴随新兴领域和新技术的出现，艺术管理与政策研究在方法上，不能仅采用传统人文学科的历史及美学研究方法，也需要进一步拓展通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实证和实验研究方法，促进对实践问题的解决。对于具有“学科间性”特质的研究领域来说，建立一种以跨学科、综合性知识论为特色的研究方法论体系，成为形势所需。目前，我们在该领域的国际学术话语影响力还较弱。其根本原因在于：未能在实践探索中开创出艺术管理新的运作模式，未能为观众提供新的艺术接触渠道与体验方式，未能将中国经验转化为普遍的价值吸引，未能构建出独特的文化价值观念。因此，学界和业界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亟须回应中国社会现实需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主动寻求自身经验的创新与进步，不断完善能够指导中国实践的学科理论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建立适应新时代发展的艺术管理与政策研究的中国学派，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

　　（作者单位：深圳市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