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奥尔格·齐美尔是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反实证主义社会学思潮的主要代表之一。20世纪50年代之前，齐美尔研究在德国学界几乎是完全沉寂的。德国当代著名齐美尔研究专家克劳斯·利希布劳特认为，这种氛围源于德国历史的特殊性：两次世界大战的失败深刻影响了德国学术界，从刻意遗忘齐美尔所生活的帝国主义时代背景，到刻意遗忘齐美尔本人，皆可以被理解为是德国人对不光彩历史的一种整体丢弃。同时，一些对于齐美尔的刻板印象，影响了人们对其思想成就的评价，阻碍了对齐美尔的重新发现。20世纪50年代后，随着德国社会学界的自我反思及现代性研究的广泛兴起，齐美尔的思想又因其独特性重新受到重视。今天，重审齐美尔研究在战后德国逐步复兴的阶段史，有助于理解齐美尔的当代价值与意义。

　　抢救性发掘齐美尔文献

　　瑞士籍犹太哲学家迈克尔·兰德曼曾向日本的齐美尔研究者北川东子坦陈，他之所以痴迷齐美尔哲学，与犹太人作为“局外人”的身份密切相关。兰德曼的父母曾与齐美尔同为当时著名的“格奥尔格圈”成员，其母亲还曾在齐美尔门下学习哲学，是当时最早接受大学教育的女性之一。20世纪五六十年代，齐美尔的名字在德国几乎被遗忘之际，兰德曼发表了一系列齐美尔研究成果，包括《传记素材》《作为替罪羊的齐美尔》《编者导言》等，开启了二战后德国齐美尔研究的先声。

　　兰德曼认为，应更客观地看待齐美尔难以被整合的先验个体性思想。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他开始着眼于齐美尔的思想全局，尤其关注其与德国诗人施特凡·格奥尔格的关系，发表了《齐美尔：思想草图》《齐美尔与格奥尔格及贡多尔夫的通信》等作品。从文献学角度来看，兰德曼的一大贡献在于将齐美尔重新带回人们的视野。他还利用家人曾与齐美尔有过交往的便利条件，获得了许多第一手材料，包括齐美尔的信件、齐美尔同时代人对他的回忆等，编写了《致谢齐美尔》，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

　　不仅如此，兰德曼还积极地将齐美尔的生命哲学方法应用到自己的哲学人类学研究中，开启了齐美尔思想进入哲学人类学研究的可能路径。兰德曼认为，只有文化人类学可以研究完整的人，而这种人与文化辩证统一的观点，主要是在齐美尔思想影响下产生的。有学者甚至认为，兰德曼的前辈、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赫尔穆特·普莱斯纳已经是齐美尔的思想后裔，这体现了德国哲学人类学对齐美尔思想的继承。可以说，这一阶段的齐美尔研究深受战后德国思想界氛围的影响，抢救性地发掘了齐美尔的部分文献，但并未形成对他的总体看法。

　　系统编撰和研究齐美尔文献

　　兰德曼之后，活跃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德国齐美尔研究代表人物是奥丁·拉姆施泰德和汉斯-皮特·穆勒，他们都是齐美尔著作的重要编者。拉姆施泰德从1982年起着手编纂齐美尔24卷全集，整个编纂工作最终花费了30余年，直到2018年全集的最后一卷才出版。在拉姆施泰德开始编撰齐美尔全集之前，德国流传的齐美尔著作非常少，流行的只有《社会学》《货币哲学》以及兰德曼编撰的、仅出版了两卷的《齐美尔全集》。24卷全集的编撰出版，为系统审视齐美尔的思想提供了文献支撑，恢复了他社会学经典作家的地位。此外，通过相关论文，拉姆施泰德还反思了齐美尔对于社会学的意义。除此之外，从1993年到2002年，拉姆施泰德一直在持续地围绕《货币哲学》撰写论文，属于颇为正统的齐美尔研究者。拉姆施泰德的编撰工作，为齐美尔思想在德国的复兴打下了文献基础。可以说，直到他编撰的这套全集出版完成后，德国齐美尔研究才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穆勒是柏林洪堡大学齐美尔跨学科讲座客座教授，他继承了齐美尔形式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专注于个体性与社会分化、生活风格等研究论题。他的论文《社会分化与个体性：齐美尔的社会与时代诊断》解释了齐美尔的社会学研究与时代诊断之间的联系。穆勒认为，齐美尔一方面是具有理论体系的社会学家，另一方面又是具有时代感的文化历史诊断专家，其社会分化与个体性论题展现了既讨论横向社会纬度，又涉及纵向历史经度的双重视角。穆勒后来撰写了《危机与批判：经典社会学的时代诊断》一书，标志着其对上述思考的深化和系统化。

　　拉姆施泰德与穆勒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战后德国社会学界对齐美尔的研究路径和方法。战后德国社会学界重点关注的是齐美尔对社会结构问题的研究，强调其对“形式社会学”的首创之功，重视个体与群体、社会互动、界限、交换等社会学核心论题。此外，由于齐美尔社会学理论的风格与其他经典社会学家明显不同，许多研究者都将其视为反思和补充经典社会学的重要理论来源，将他与其他社会学家进行了广泛比较。在这个基本导向下，许多社会学方向的齐美尔研究者也同时研究其他社会学家。

　　齐美尔美学及艺术理论再发现

　　在德国当代齐美尔研究中，对齐美尔艺术理论、美学理论的研究也十分引人注目。齐美尔自1883年到1914年发表了一系列与美学有关的论文，内容囊括风景美学、社会美学、生活美学、艺术评论、抽象的美学研究以及对思想家美学理论的讨论等。尽管在其生活的年代，德国现代艺术还处于萌芽期，但齐美尔已经窥探到了现代艺术的特异之处并对其进行了深入论述，是最早从事现代艺术理论研究的思想家之一。因此，艺术理论可以说是齐美尔思想中最具现代学术研究潜力的部分，也最能与当下方兴未艾的艺术理论研究接轨。

　　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齐美尔艺术理论的研究逐渐兴起。汉斯·伯林格是最早从美学理论角度对齐美尔进行研究的德国学者之一。他从美学理论角度思考齐美尔的《货币哲学》，提出正如货币可以作为替换符号，现代社会已经使每个物品都成为一种个体的美学符号，作为“个体神话坚不可摧的密码”。伯林格认为，货币可以成为现代艺术的一个类比，蕴含于现代艺术中的概念比实际内涵更重要，引发了对“真实”的冷漠。在他看来，齐美尔于美学理论的开创贡献颇多，是阿多诺美学理论的先驱。

　　伯林格之后，英戈·迈尔（Ingo Meyer）是德国较为重要的齐美尔美学研究者。其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信服齐美尔“虽没有学术继承人，但有许多遗产使用者”的说法，致力于寻找使用了齐美尔“学术遗产”的人，也就是那些继承了齐美尔研究方法或价值取向的学者。迈尔在此领域颇有建树，出版了专著《一位“隐匿的国王”？论齐美尔与埃贡·弗里德尔及马克思·拉斐尔的关系》，认为正如伦勃朗或莎士比亚一样，齐美尔作为时代“隐匿的国王”，将人生完全隐藏在作品背后，具有了独特的“匿名性”。此外，在《齐美尔美学》一书中，迈尔将这种研究进一步深化，把齐美尔的继承人分成了三个方向：艺术史、保守主义、批判理论。

　　总体而言，战后德国齐美尔研究经历了重新进入公众视野、文献清理、开拓新方向这三个阶段。齐美尔是最早研究现代性的思想家之一，在现代性研究如火如荼的今天，其重要性自不待言，尤其是他在现代艺术诞生之前，已经在经典艺术家那里预知到现代艺术的萌芽，显示了其思想的敏锐性。从这个角度来说，齐美尔的美学及艺术理论研究越来越成为当代齐美尔研究中最具潜力的部分。可以说，24卷本《齐美尔全集》最后一卷的出版，标志着德国齐美尔研究的春天才刚刚开始。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