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美国的工业化进程已基本完成，都市化进程也在飞速进行。由于美国社会物质财富的急剧增加，人们开始享受经济上的富足、物质上的丰富给自己生活带来的好处，进而对传统的价值观念不屑一顾。节俭、克制物质欲望和勤劳朴实、积累财富在人们心目中不再是美德，大家开始以消费和享受物质生活为荣耀。在这种精神状态下，消费成为整个社会共同寻找的治病良方和灵丹妙药，以缓解他们的内心焦虑和释放精神的压抑。由此，美国消费文化逐渐占据美国文化的重要位置。杰罗姆·大卫·塞林格（Jerome David Salinger）对当时盛行的美国消费文化表现出极端的排斥和厌倦，同时又表现出明显的认同与屈从。

　　对消费文化的排斥与厌倦

　　在塞林格成长的岁月里，消费文化已经成为美国主流文化。塞林格的父亲——索尔·塞林格（Sol Salinger）就是消费文化的忠实追随者和实践者。索尔本来是一位犹太教拉比的儿子，但他并没有沿着宗教的精神化道路走下去，而是走上了一条追求物质满足的道路。在塞林格出生之前，索尔已经成为了一家公司纽约业务部的总经理，并举家搬迁到了美国纽约。塞林格就在这里出生，成长为一个地地道道的纽约人。塞林格从小玩耍的地方是纽约著名的两个大百货公司——玛西和吉姆贝尔。1932年的秋天，塞林格13岁那年，索尔又搬家到公园大道——这条大道是具有特定意义的标志性地方，是所谓“高等白人”和财富的同义词。不仅如此，索尔还把13岁的塞林格送进一所高收费的私立学校——那是上东区精英们的选择。但是，最终塞林格却成为了这一阶层的叛逆者。

　　在《麦田里的守望者》一书中，塞林格对这种带有明显消费文化痕迹的私立学校进行了讽刺和批判。这样的学校其实不过是通过广告（消费时代最司空见惯也是最有力度的手段）制造出的一个骗局而已。主人公霍尔顿将其描绘为：“潘西（中学）有的是贼。不少学生都是家里极有钱的，可学校里照样全是贼。学校越贵族化，里面的贼也越多——我不开玩笑。” 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塞林格对拜金主义的反叛，人的金钱的占有量和他的道德品格成反比。这些学校的管理者们均是些拜金主义者，充斥着消费社会中金钱至上的铜臭气息。在这种学校里培养出来的所谓“精英”，也是一群金钱至上、道德败坏的社会败类。

　　塞林格心中对消费文化的排斥还表现在他对精神世界的极度向往。在短篇小说《笑面人》中，塞林格塑造了“笑面人”这样一位不为金钱、利益所动的铮铮铁汉。“笑面人”原本出生在一个富有的家庭，是“一对有钱的传教士夫妇的独子”。在他还十分年幼的时候被土匪劫走，他的父母完全有能力将他赎回来，但是他们却因为“宗教信仰”的原因，“拒绝付赎金”。这就是有钱的上等白人，塞林格在向人们昭示金钱可以让人泯灭最基本的人性——亲情。

　　在塞林格的小说里对纯真、真诚的执着渴望，也是塞林格对消费文化中充斥的物质化、金钱至上、缺少真情的反叛。在《麦田里的守望者》一书里，主人公霍尔顿是一位不愿随波逐流，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渴望过一种自然、真诚的生活，执着而无望地守护着纯洁与童真的少年形象。霍尔顿身上体现了塞林格所有作品中共同呈现的对自然童真的执着守望。

　　对消费文化的屈从

　　塞林格既是他所出身的环境的叛逆者，同时他又不可避免地受到生活环境的影响。

　　在塞林格的作品中，时尚也不经意地成为了非常重要的部分。在他的小说《就在跟爱斯基摩人开战之前》中，15岁的吉尼走进她的球员塞利纳家的门厅时，“自己觉得她那双橡皮跟球鞋太次，充分暴露出她是个一眼就能看出的业余生手”。吉尼看塞利纳家的陈设时想：“这个房间丑陋不堪——钱花的不少却俗气得像蹩脚干酪。”小说中提到塞利纳哥哥的朋友朝吉尼的身上看过来。“‘我喜欢你的外衣。’他走过来把吉尼的便装大衣的翻领捏在自己的几个手指之间。‘这真可爱。这是战后我第一次见到的真正驼绒。我能问问在哪买的吗？’‘我妈妈从拿骚带回来的。’年轻人若有所思地点点头，退回到他椅子那边。‘那可是能买到真正好驼绒的为数不多的地方。’”这些看似不经意的描写一方面是为了作品主题的需要，但另一方面也透露了作家对时尚的热衷与了解。塞林格之所以能在小说中成功塑造一系列上东区的年轻人，这和作家对这种生活的熟悉或者说就是这其中的一分子是分不开的。在《逮香蕉鱼的最佳日子》中，塞林格在描写西摩的妻子在等她母亲长途电话时的种种行为，就是上东区生活的精彩再现。

　　也许只有对“高等白人”的生活了如指掌的塞林格，才能如此详尽、准确、精彩地描述出这种生活状态下的年轻人的行为细节，也就更具有感染力。尽管塞林格对这种女孩经常是讽刺有加，但也不得不承认这种女孩对塞林格还是有吸引力的，因为塞林格毕竟是在她们中间长大的，是他所熟悉的，也是会让他感到亲切的一类人。《麦田里的守望者》中霍尔顿对萨丽的态度，摩西对妻子的矛盾行为或许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理解为塞林格对这种女孩的矛盾态度，甚至可以进一步理解为塞林格对她们所代表的美国消费文化的矛盾态度。

　　探究矛盾态度根源

　　塞林格对美国消费文化的态度非常复杂矛盾，探究其根源，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一个人出身的环境必然是一个人感到最熟悉也是最亲切的，塞林格当然也不例外。索尔·塞林格夫妇对他们的独子从幼年时就开始的所谓贵族教育，表面看来是失败的，塞林格的叛逆性格使他没有在任何一个贵族学校完成学业，但是潜移默化的影响却是塞林格终身都无法剔除的，从血脉上他已经成为了纽约上东区“高等白人”的一分子。因此，塞林格和物质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自他出生起就已无法更改。物质文化所带来的诱惑同时也势必给塞林格造成影响，并反映在他的生活和作品里。

　　其次，作为逆向文化运动的先驱，塞林格又成为了他所在文化的反叛者。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对文学艺术的执着追求，都使塞林格成为他家庭的叛逆者，贵族学校里的虚伪和势力、欧洲经商时对人生的反思更加重塞林格对这种空虚的、唯金钱为目标的生活的反感与厌倦。渴望从自己的生活中逃出去几乎成了塞林格追求的人生目标。现实生活中的塞林格努力逃离所有世俗生活，千方百计地躲避人们对他的追踪，渴望过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用一种几乎病态的方式维护着自己的生活不受外界侵犯。

　　最后，美国当时的文化环境也开始对消费文化产生怀疑。塞林格最钟爱的作家菲茨杰拉德就在他的作品里对美国的消费文化提出了深深的质疑，这无疑对塞林格产生很深的影响。菲茨杰拉德在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对美国的消费文化进行了悲剧性的描绘，在《麦田里的守望者》一书中，塞林格多次提起这部小说：“我最喜欢的是《了不起的盖茨比》，老盖茨比，可爱的家伙，我喜欢极了。”小说中道德跌落带来的巨大失落感在塞林格的作品中有了充分的展现。可以负责任地推断，塞林格对消费文化的叛逆必然受到当时一些文化人士的影响。

　　（本文系国家级课题培育项目“中国儒道释文化被战后美国文学的接受与流变研究”（GP202000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牡丹江师范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