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俄罗斯的词典编纂
2021年07月05日 09:1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7月5日第2200期 作者:张春新

  18世纪是俄罗斯历史上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俄罗斯的许多学术领域都取得了重大突破,词典编纂也迎来了转折点。词典编纂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并得到了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大力支持,专门设立了以词典编纂为主要任务的国家学术机构。1789年《俄罗斯学院词典》出版之后,民族标准语词典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此后,在短短两个世纪中,《教会斯拉夫语与俄语词典》《达里词典》《奥热果夫词典》《乌沙科夫词典》以及《现代俄罗斯标准语词典》等巨作相继问世,俄语词典学理论也逐渐形成。可以说,整个18世纪,是俄罗斯词典编纂逐渐走向成熟的关键阶段。

  词典名称的演变与体裁的形成

  当代词典的体裁已经具有一种固定的模式,这种模式的形成经过了几个世纪的探索和实践。俄罗斯的词典编纂活动从13世纪开始。最原始意义上的词典是对宗教经文或难懂词的“注释词表”。而后,这些词和注释被汇编成兼具语文和百科性质的“词诠”。15—16世纪,人们开始把外来词注解词典称作“词诠”。从17世纪开始,词诠的名称被《词集》取代。18世纪末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俄罗斯学院词典》问世之后,“词典”一词开始成为工具书的专称,沿用至今。看似简单的名称变化,其实质却是体裁的根本性改变。

  对比18世纪不同阶段编纂的多部词典,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其体裁变化的轨迹:宏观结构上,除了按主题排列词目的传统方式之外,出于查询便利考虑,开始按字母表顺序排列词目;微观结构上,逐渐具有了完善的结构体系和系统的释义方法,开始提供越来越多的语音、语法、语体等信息,还出现了例证以辅助说明词义。可以说,从词表到词典的体裁演进,贯穿了18世纪俄罗斯词典编纂实践的整个过程,最终在《俄罗斯学院词典》中形成了最接近现代词典的体裁形式,标志着词典编纂进入成熟发展时期。

  词典涉及的四种主要类型

  进入18世纪,受社会变革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词典的功能发生了变化,在词典类型上得以体现。这一时期的词典类型主要有翻译词典、难懂词词典、专科词典和详解词典四大类。需要说明的是,这四种类型只是一种规约性的划分,因为每种词典之间的界限并不清晰,同一词典往往兼具几种类型的特点。

  翻译词典是包含两种及以上语言的词典,是历史最悠久的词典类型。18世纪,随着彼得一世的改革,俄罗斯与西欧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交往日益频繁,教育事业也飞速发展,满足口头和书面翻译以及教学需求成为当时词典最主要的使命。因此,在18世纪的所有词典中,翻译词典的数量高居榜首,其中很多成为当时的经典。比如1703年问世的《三语词集》,影响了整个18世纪,被评价为“在整个世纪中都是一部不可替代的参考书”。

  难懂词词典是伴随着科技、政治、哲学等外文文献的翻译而出现的。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不得不经常采取外语借词、仿造新词或旧词新用等手段,这往往会引起读者理解的困难,于是将这些词编成词表加以解释,附在文献译本中。这种词典通常具有术语词典的性质。彼得一世在位时期,还曾下令编写并亲自参与校对过一部《新词词集》,以当时进入俄语的外语新词为收录对象。18世纪60年代,独立的难懂词词典开始形成潮流。主要的代表词典有库尔加诺夫的《多语词典》、阿列克谢耶夫的《教会词典》和扬诺夫斯基的《新词典》。

  专科词典是以行业术语为描写对象的词典,在18世纪前就已产生,可视为术语词典和百科词典的前身。18世纪,出现了很多译自外语的专科词典,比如狄德罗《百科全书》俄译本、《商业词典》俄译本附录词表。还有在翻译各种外语资料的基础上联系本国实际情况编成的词典,比如以多部德语、法语和俄语书籍为蓝本的《烹饪词典》以及《园艺词典》。18世纪,还出现了综合性的专科词典,如《俄国历史、地理、政治和公民词典》,收词来自军事、宗教、法律、商业、科学、教育等众多领域,被称为“俄国首部自行编写的具有百科性质的词典”。

  俄语详解词典在18世纪仅有一部,即诞生于18世纪末的《俄罗斯学院词典》。该词典是当时俄国民族标准语研究的集大成者,堪称18世纪词典的巅峰之作。词典对词的收集、筛选、编排和加工都更加复杂而科学。词条中包括对词的语音、形态、语法、修辞等信息的说明,对词的释义以及用法的举例。详解词典的出现意味着俄国词典史迈入了新阶段。

  词典编纂的学术价值

  18世纪俄罗斯的词典编纂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可简单归结为三个方面。

  第一,促进俄罗斯词典学实践与理论的发展。为第一部俄语标准语详解词典提供了词目,使其成为之后词典编纂收词的蓝本。词典编纂在组织工作上更为有序,采用提前撰写词典大纲的工作方式,用以制定词典的编写原则,加强了词典内部的统一性,为之后的词典编纂提供了经验。在词典的微观结构处理上,开始关注多义词义项划分和排列的问题。伴随着第一部详解词典而产生的“规范性”问题,则为词典学理论形成奠定了基础。

  第二,促进熟语学、修辞学、语法学等其他语言科学的发展。专门收集谚语俗语的词典在18世纪初就已经出现。同时,熟语也是综合性词典的收录对象,这为熟语学的产生准备了前提条件,为之后的熟语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语料。罗蒙诺索夫的“三语体理论” 和语法理论在18世纪下半叶的词典编纂中得到了具体应用,这些举措反之也促进了相关理论的传播与发展,并在编纂实践中不断完善。

  第三,为历史语言学研究提供了资料。比如18世纪末由帕拉斯主编的《全球语言比较词汇》包括200种语言的词汇对比。当时正值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兴起,该词典的出现引起了广泛关注,唤起了人们对语言学研究的极大兴趣。

  18世纪的词典编纂还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首先,由于教会斯拉夫语和俄语混用以及多国语言的输入,俄罗斯面临突出的语言问题,在此过程中,词典发挥了规范语言的作用,促进了俄语标准语的建立。其次,18世纪的专科词典编纂为学习专业知识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工具书,在专业人才培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最后,在启蒙运动的背景下,词典还促进了俄罗斯与其他欧洲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为俄罗斯文学、艺术、科技等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俄罗斯词典编纂史研究”(19BYY20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宗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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