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是英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其研究领域涉及文学、美学、伦理学、哲学、政治学等。伊格尔顿坚定维护马克思主义，批判后现代主义的虚无立场。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始终贯穿伊格尔顿的作品，在他的理论研究中，批判后现代主义占据了重要位置。通过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伊格尔顿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

　　反对绝对否定启蒙运动

　　伊格尔顿将后现代主义界定为一种20世纪70年代以后流行起来的特殊文化形态和思想运动。他认为，从特征上看，后现代主义拒斥总体性、理性主义和宏大叙事，怀疑真理、普遍进步和解放观念，赞扬多元化、不连续性、异质性。后现代主义强调与现代社会的决裂，以批判现代性为主要任务。

　　启蒙运动开创了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然而，与此同时，启蒙理性也使现代社会日益暴露出复杂而多样的问题，即现代性问题。继法兰克福学派的两位代表人物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批判西方工业文明，揭示了启蒙的辩证法之后，后现代主义者将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批判推向极端，力图打破启蒙理性设置的种种“神话”和“幻想”，全面否定启蒙运动的历史意义。对法国哲学家利奥塔（Jean- Lyotard）和福柯（Michel Foucault）等后现代思想家来说，理性主义最终将发展成野蛮的极权主义。在他们看来，法西斯主义就是启蒙理性宏大叙事的可怕终点。面对后现代主义对启蒙运动的全面否定，伊格尔顿提出，后现代主义基于反历史主义的立场，非辩证地评价启蒙运动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我们从现代性的黎明中走来，因此不能否认启蒙运动创造的辉煌成就，不能否认它在人类文明进步方面的重要意义。至于法西斯主义，伊格尔顿强调，它不是理性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恰恰是反启蒙的非理性主义泛滥的最终结果，因此，不能将启蒙理性视为原罪。

　　在批判后现代主义对启蒙运动的绝对否定时，伊格尔顿尤其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对待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的科学态度。他提出，相较于后现代主义要么将历史商品化、要么抹去历史的做法，马克思主义始终强调要用辩证分析的态度对待历史。在这一原则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既肯定了启蒙运动推动现代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也揭露了现代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端；既肯定了资本主义对生产力的积极影响，也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因此，伊格尔顿说，马克思主义“既是启蒙运动的后裔又是它的内在批判者”。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不是像后现代主义那样绝对否定启蒙运动的历史意义，而是设法变革启蒙运动创立的社会秩序，这是绝大多数激进思想所缺少的辩证态度。伊格尔顿还强调，尽管后现代主义力图终结现代性，但是我们今天依然在现代社会的矛盾中挣扎，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不可能在现代性“不死”的情况下“死亡”，它仍将继续发挥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反对肆意解构马克思主义

　　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左翼力量的衰落，西方知识界中的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及其存在价值产生了怀疑。在此过程中，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等后现代主义思潮充当了批判和解构马克思主义的先锋。

　　通过详细分析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之间的内在继承关系，伊格尔顿提出，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虽然试图“保卫马克思”，但实际上，当他从内部重写马克思主义时，就为其后继者打开了由此溜出去的一扇门，致使结构主义以后的一系列思想流派不再严肃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地反思而是一味解构马克思主义。利奥塔等后现代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宏大叙事、一种形而上学，他们要打破的正是这种“宏大叙事”及其存在的社会语境，解构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话语进而消解这种“解放政治”本身。一些学者大肆解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人民”“民族”等核心概念，否定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主体地位，代之以身份多样的多元主体。后现代主义的肆意解构使马克思主义面临不利处境。面对这种情况，伊格尔顿清醒而坚决地指出，要消除马克思所提出的资本主义的异化状态，就不能绕过阶级，而只能彻底穿越它。一厢情愿地试图摆脱阶级或民族，一味强调并人为制造多元差异，除了导致无政府主义，对压迫者有利，不会收获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相对于利奥塔的直接明了，西方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则显得更为晦暗和狡黠。他一边利用马克思主义，一边解构马克思主义。德里达宣称，我们这个时代不能没有马克思，至少得有马克思的某种精神，而他的解构主义理论就继承了马克思的批判精神，成为一种“后马克思主义”。伊格尔顿一针见血地指出，德里达只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进行痛斥的方便工具”，舒服地占有了马克思主义。“他想要的其实就是一种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伊格尔顿批评德里达对于重大政治问题态度暧昧，从未清楚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认为德里达声称自己既“不赞成社会主义，但也不反对它”，表现出明显的机会主义立场。德里达将马克思主义幽灵化，并使用诸如“延异”“散播”等抽象复杂的概念阐述其理论，伊格尔顿直言，德里达说得越玄妙，其理论就越没有说服力。在伊格尔顿看来，德里达只是利用马克思主义，他宣称继承了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实际上是借批判之名行解构之实，颠覆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肢解了马克思主义。

　　反对否弃社会主义实践

　　伊格尔顿不仅在思想上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在实践中也是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虽然二者理应是统一的，但在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那里，二者往往又难以统一。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和实践品格显得弥足珍贵。

　　伊格尔顿认为，判断一个人是否是社会主义者的标准，不仅在于他是否坚信历史唯物主义或为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所折服，还要看他是否认为绝大多数人都应该过上幸福的生活，并坚信这一点能够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得以实现。在伊格尔顿看来，马克思主义不是某个个体的一摞著作，而是一个更广大的运动，那就是社会主义运动。也就是说，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必须是马克思主义的。基于此，伊格尔顿不仅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脆弱性就在于其不再相信政治，脱离了大众的革命实践，而且批判了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回避政治、解构一切“方案”的做法，直指解构主义披着解构的外衣与资本主义世界秩序达成实际的“共谋”。后现代主义不相信工人阶级，废弃了阶级斗争观念，远离政治行动领域，否定各种解放策略，只相信多元主义，认为在多元差异下才有真正的个人自由。在伊格尔顿看来，马克思主义不仅强调同一，也强调差异，认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自由个性的生成，这是更高级的差异与自由。

　　尽管由于个人特殊的文化背景和学术倾向，伊格尔顿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可能做到完全准确。然而，针对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世界被误读和解构的情况，伊格尔顿能够勇敢举起“保卫马克思主义”的大旗，坚定维护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展现出了值得赞赏的学术责任感和现实担当。伊格尔顿指出，马克思主义绝不是某种猜想，社会主义是一场集千百万人、跨越几个世纪、牵连众多国家的政治运动，它深刻改变了地球的面貌。因此，马克思主义必定是要在未来的伟大变革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种智慧、洞见和富有想象力的构想。这一论断同样展现了伊格尔顿本人的智慧与远见。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基础研究项目“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新发展跟踪”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