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蓬左文库新见明朝纸背文书及其传播路径
2023年04月17日 10:0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4月17日第2632期 作者:许益菲

  日本报纸《中日新闻》于2022年7月和11月两次报道表示,经蓬左文库和立命馆大学、京都大学、爱知县立大学等机构共同调查研究证实,在名古屋市蓬左文库所藏医书纸背发现了被用作拓片补强材料的中国明代公文书,这些公文书系明代中枢机构保存的关于地方官吏人事考核的文件。

  医书纸背发现明代人事文书

  此次发现的纸背有明代公文书的医书是北宋王惟一所撰《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北宋时,这本书不仅曾在全国范围内刻印刊行,而且由政府刻石立于相国寺仁济殿内,由此带来的国家级经穴大整理,为针灸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蓬左文库《汉籍分类目录》记载说:“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三卷、十册,宋·王惟一撰,明正统八年英宗序,万历中官牍纸拓本。”由此看来,蓬左文库所藏的这部《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是明代拓本,拓自明代的石碑,碑上附有明英宗的序文,拓碑的时候用了万历年间的公牍纸,而这些公牍纸就是此次调查研究披露的明代纸背文书。根据上述线索,可以推测这部书的主人应该是尾张藩第一代藩主德川义直(1607—1650)。

  从《中日新闻》披露的调查研究内容来看,蓬左文库所藏《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拓片纸背贴了至少两层17世纪初的明代公文书,纸张数量约有100张。经过400多年的岁月侵蚀,这些纸背文书已经跟《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的书页牢牢粘在一起,很难剥离,并且还出现了虫蚀破损。馆藏方和研究人员出于保护《铜人腧穴针灸图经》这部贵重拓本的考虑,采取了红外线扫描的方式,然后将图像反转加以解读。

  上述纸背文书主要是管辖河南省六县的怀庆府上呈中央的官吏人事考核文件,主要涉及辖下文官的籍贯、出身、履历、赏罚等,还包含税银收缴和判决执行等方面的内容。参与调查研究的立命馆大学教授井上充幸表示,从这些纸背文书中能够看出被考核地方官吏在日常工作中的勤勉程度,文书记载的信息生动刻画了地方官吏的仕途生涯。研究者还发现,那些升迁顺利的官吏往往拥有科举功名,而被劝退或罢免的官吏则多数没有取得科举功名。至于中枢机构的公牍纸为何会贴在这部医书纸背,日本学者认为应该是这些官吏考核文件过了保存期限,被处理给出版商进行再利用,也正是这种机缘巧合,才能让这些明代的公文书在400多年后的今天重新进入大众视野。

  作为尾张藩御文库藏书传入日本

  在笔者看来,从日本近世史和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视角出发,要考证《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拓本如何从明代的中国传入德川义直之手,还要从德川义直和其创建的尾张藩御文库说起。

  蓬左文库的前身是德川义直开创的尾张藩御文库。德川义直是德川家康的第九子,在德川家康诸子中以好学而闻名。德川义直少时曾跟随幕府儒官林罗山学习儒学,成为藩主后又聘请大儒堀幸庵到名古屋修学。元和二年(1616)德川家康去世后,根据他的遗命,骏河文库约10000册的藏书被分给了将军家和尾张、纪伊、水户御三家,尾张德川家从中分得378部、2838册图书,这就是所谓的“骏河御让本”。德川义直以“骏河御让本”为基础,创设了尾张藩御文库。

  德川义直热衷于搜集和收藏书籍,大坂之役结束后,他开始在京都和大坂购买书籍。根据日本学者大庭修的研究,德川义直在元和(1615—1623)至宽永(1624—1643)年间曾经大量从书商那里购买来自中国的汉籍。从尾张德川家藏书目录的记载统计来看,德川义直购置的汉籍共计871部、11811册,其中又以明万历、天启和崇祯年间的刊行本居多。所以,使用万历年间明代公牍纸作为拓片补强材料的《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很有可能是这一时期被德川义直买入。

  林罗山曾在致友人菅得庵的书信中谈到,当时来自福建漳州的商船甫至九州地区行商,其所载珍本典籍就为日本学人所关注,并争相通过书商购买,其言:“今兹漳船到于萨肥之间,载来书册数含诸商已买得来示京否,足下想劳搜索之意,珍简奇帙若有之,则毋令落它人之手里。”所以,《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拓本也可能是被中国的商船带至日本,为日本书商收购,然后由书商推荐给德川义直,被其购得。

  此外,井上充幸还提出了一种设想,他认为这部《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拓本有可能是明政府赐予朝鲜,后来又通过来日的朝鲜通信使转赠给德川义直的。德川幕府时期,朝鲜、琉球和荷兰的使团都被要求定期赴江户参觐将军,他们前往江户的路线由幕府事先定好,沿途各藩和驿馆会负责使团的接待工作。尾张藩恰是使团前往江户的必经之地,从历史记载来看,在德川义直生活的时代,朝鲜曾于1607年、1617年、1636年和1643年先后四次派出通信使团,而且使团每途经一地,都会与当地的文人进行交流,这些内容在《尾藩世纪》等官方文献和《鹦鹉笼中记》等私人日记中都有记载。所以,朝鲜通信使团与德川义直的历史交集也提供了一种可能。

  无论如何,《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和其纸背文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17世纪东亚地区海域交流的见证者,其传播过程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中华文化在东亚地区的传播情况和路径。蓬左文库明代纸背公文书的发现为明史和纸背文书研究提供了新资料,值得学界进一步关注和追踪其研究进展。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日常生活史视野下的近世日本儒学实像研究(1603—1867)”(22CSS03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崔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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