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学科研究由来已久，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7世纪笛卡尔结合代数学和几何学创建解析几何。在21世纪的当代科学中，“跨学科”已经成为整合性研究的代名词，而符号学的理论核心就是意义的整合研究，因此跨学科研究已经是当代符号学领域理论创新的增长点。跨学科研究法的优势在于兼顾符号学与交叉学科的理论观察视角和分析问题能力，融合多理论的认知功能、推演功能、工具功能，提升符号学对问题的整合研究力、多维阐释力和精准预判力，有助于拓宽符号学理论疆域，形成独具特色的符号学思维、符号学话语体系。

　　成绩和问题并存

　　中国符号学的规模化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才全面展开，在发展伊始就立足于西方符号学理论成就的基础之上，将引介与阐释国外优秀成果作为中国符号学发展初级阶段的首要任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收获了大批符号学译著，如《普通语言学教程》（索绪尔著，高明凯译，1985）、《符号学理论》（艾柯著，卢德平译，1990）、《神话——大众文化诠释》（巴特著，许蔷蔷、许绮玲译，1999）、《符号学原理》（巴特著，李幼蒸译，2007）、《符号疆界：从总体符号学到伦理符号学》（苏珊·佩特丽莉著，周劲松译，2014）等。此外，我们还对符号学的基本术语、基本概念、符号分类、符号学的学科定位、符号学与其他学科间关系、符号学的跨学科研究路径等问题形成了综合的认识，为西方符号学优秀成果的本土化和中国特色符号学理论体系的建构打下坚实基础。然而，这些“认识”内部并非全然统一，而是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势。比如，在符号学的学科定位中就存在着许多不同的“声音”，蕴含着符号学跨学科研究与普通符号学理论发展弊端渐显的根源。

　　不容忽视的是，当下国内符号学发展存在严重的“偏科现象”——符号学跨学科分支领域成果丰硕，发展突飞猛进，而普通符号学研究“门可罗雀”，境况惨淡，二者间形成鲜明落差。此外，符号学跨学科领域种类繁多，发展情况却良莠不齐，新兴领域层出不穷，但是鲜有深入挖掘和定向展开，最终流于泛泛而论。这对建构中国特色符号学理论有百害而无一利。实际上，拓宽符号学跨学科研究之路应该与普通符号学理论发展相辅相成，以符号学的跨学科研究经验反哺中国普通符号学理论建构，仔细甄别、深入发展有价值的符号学跨学科领域，努力打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符号学话语体系当为我辈之责。

　　学科定位出现分歧

　　目前，国内符号学学者对符号学的学科定位大致分为两类。

　　一类将符号学看作一种哲学观和方法论，认为符号学的意义只是为跨学科研究提供系统的组织法则，而对其本身能否被称为一门科学持保留态度。这种观点促使很多学科运用符号学方法开拓自身的理论事业，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扩展了符号学的关注领域。但是，究其根本，这却是符号学作为“他山之石”的范例，其研究成果很难反哺符号学理论自身的发展，甚至难以称为符号学的部门领域。此外，大肆运用符号学方法开展跨学科研究，还导致目前国内符号学新兴分支领域多，成熟分支领域少，各部门符号学间发展不均的情况。部门符号学的体系化建构亟待完善。

　　一类则是将符号学视为运用多模型、多方法对意义进行多维阐释的独立科学，跨学科方法只是符号学用以解决问题的手段之一。坚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肯定了符号学的本体论地位，但是依然没能改善普通符号学理论研究十分匮乏的现状，他们或是最终也进入了跨学科的符号学研究方向，或是没有将普通符号学的理论研究提高到应有的地位。中国学者赵元任最早提出建构普通符号学学科体系的主张，并将之运用到汉语语言系统的分析中，着力揭示语言符号的各项知识，其关注重点最终落在语言符号学领域。赵毅衡在《符号学：原理与推演》中归纳总结了各家之言，并在文化领域的各个方向上继续推演，提出了独创性的符号学理论体系。但是，赵毅衡也在书中承认：“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理论符号学没有提出更新颖的模式……第三阶段符号学（也就是最新的符号学发展阶段——笔者注）的特点，一是与其他学派结合，二是广泛应用于具体课题。”而其中没有普通符号学研究的位置。

　　不可否认，迅猛的符号学跨学科发展态势正在不断消解普通符号学理论的本体意义，而后者正是符号学跨学科发展的基石。缺少共性、内在、可操作性的符号学规律，其跨学科发展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建构本土符号学话语体系

　　建构中国特色符号学理论体系必须具备统一的理论内核，这就要求中国符号学学者重视挖掘一般符号学规律，以统一的、权威的普通符号学理论指导符号学跨学科研究的有序进行，建构中国特色符号学话语体系。为此，我们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坚持以中国符号学理论体系化建构为导向。作为一门理论，最为基础的要求就是具有统一的理论框架和一贯的思维内核，否则就会沦为各家观点毫无逻辑的堆砌，难以形成完整的学科。目前，国内各个符号学分支学科所倚重的基本符号学观点大相径庭，难以为符号学理论的体系化建构助力。所以，中国符号学学者必须避免过多的碎片化研究，而是整合加工各部门符号学的研究成果，深入挖掘共性符号学规律，补齐普通符号学理论短板，以一致的符号学思维贯穿始终，坚持体系化建构为导向，打造有话语权和影响力的中国符号学。

　　其次，理智扩张符号学疆域，坚持符号学分支领域宁缺毋滥。目前，众多部门符号学中唯有语言符号学一枝独秀，是国内最成体系、发展最为迅速的符号学研究方向，而其他分支学科无论在理论体系化、学科建设完备化还是在研究规模、理论成果产量上都望尘莫及。面对这种情况，我国学者必须避免一味标新立异，而使许多具有闪光点的新思想、新理论昙花一现，错失了深入发展的可能。对有发展前景、高热度的部门符号学要有组织地开展国外优秀理论成果引进和本土化工作，积极推介国内学者相关领域的原创性成果，挖掘古汉语符号学思想渊源，促进古今中外融合的跨学科研究，为国际符号学贡献成熟、理性的中国智慧。

　　最后，增强跨学科符号学人才培养和学科建制力度。目前我国符号学跨学科研究方向包括语言符号学、艺术符号学、民俗文化符号学、叙述符号学、认知符号学、消费符号学、传播符号学等，新兴的跨学科领域构想包括生态符号学、体认符号学、精神文化符号学等，可见符号学研究学科跨度之大。因此，我们需要完善符号学学科布局，加大符号学跨学科人才培养力度，向符号学教学投入旨趣广泛的“跨界”师资力量，有意识地完善学生的通识教育机制，形成跨学科研究灵感源泉，激起符号学人才的多元研究旨趣。同时，学术影响力、学术话语权的提升离不开学术阵地的建设，加强相关刊物创建，扩大符号学学术交流平台也是中国符号学话语体系建构的关键步骤。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