侗台语族是由中国语言学家李方桂先生提出并命名的，又被称为壮侗语族、侗傣语族等。外国学者一般称侗台语族为“台—卡岱语系”（Tai-Kadai Languages），也有学者用“Kra-Dai”来取代台—卡岱。据世界民族语言网（Ethnologue）的报告显示，侗台语族共有91种语言和方言，主要分布在东起中国广东、广西、海南，西至印度阿萨姆，北达四川金沙江，南抵泰国南部的区域。《中国的语言》根据语言的亲属关系，将侗台语族分为壮傣语支、侗水语支、黎语支和仡央语支。

　　侗台语族是中国华南至东南亚地带一个非常复杂的文化共同体，这一地区史前人群的频繁接触和流动导致了语言交错、文化交融的复杂景观。壮侗语族与周围的苗瑶语族、南岛语系、南亚语系等在地理分布上毗邻而接，语言与文化上互相交织，为判断其源流带来困难。国内外学者从不同学科视角对侗台语族的起源、迁徙和分化进行过诸多探索与研究，达成了一些共识，但也存在不同的观点和意见，多学科共同对话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新参考。

　　考古学研究提供物质文化参考

　　考古学在揭示人类起源、发展和特点上具有独特优势。英国考古学家伦福儒（C. Renfrew）是综合考古学和语言学研究的集大成者。基于印欧语系的起源问题，他提出了 “农业—语言”共扩散理论。该理论认为，当人口密度增大时，农业人群就需要更多的农耕地，因此会向外迁徙以寻求新的定居点，而语言就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传播。随后，澳大利亚考古学家贝尔伍德（P. Bellwood）将其应用在探讨东亚诸语系和语族的起源与扩散问题上。他认为，南岛语的故乡与东南亚农业核心地带是相一致的，侗台语也出自这个地带，并随着农业人群的扩散而传播。

　　根据考古挖掘的古人类化石，在旧石器时代，华南地区就有古人类居住，其身体结构等特征与现代华南的侗台语族人群非常相似。在广西、广东等地的考古挖掘中，发现了丰富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其中的稻米、有段石锛、有肩石斧等与农业相关的遗存，具有明显的传承关系，说明这一区域的先民已经开始了农耕作业，具有相同的文化特征。从考古文化反映的这一片区域的连续性来看，侗台语族的先民是这里的土著人群，很有可能存在共同的族源。中国南方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又与长江流域的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长江中下游、闽江、珠江流域、澜沧江—湄公河中下游等地区的考古发现，反映出这一带广泛分布着历史文化相似的群体。民族学家认为，侗台语族人群是中国南方古代百越民族的后裔，他们生活在2000年前的上海和河内之间的沿海地区，随着汉人南下，一部分侗台语族人群向西迁徙，另一部分则分批迁徙至海南岛和东南亚地区。百越民族的南迁对中国南方和东南亚人群不仅有遗传贡献，他们在语言上也有很强的共性和历史亲缘关系，在风俗习惯上也具有传承性和共同性，如住干栏屋、拔牙习俗、铜鼓文化等。

　　语言学研究提供语言线索

　　对侗台语族的起源研究多是基于语言学的实践。根据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同源词构拟，可以判断古侗台语族的史前文化，包括其所处的地理环境、生计方式、动植物以及各种器物。李方桂、梁敏、张均如等学者构拟的侗台语族同源词中，有稻米、小米、稻草、山药、种子、秧苗、除草、锄头、斧子、房屋、水牛等，由此可推断侗台语族先民的主要生计方式为农业，群落而居，还驯养一些动物。稻作农业也是古越人及其后裔所共享的最大特点。

　　尽管侗台语族人群分布广，但各民族的语言在语音、词汇和语法系统上仍存在较高的相似性，尤其是基本词汇，在历史的沉淀中保持了其稳定性和延续性。语言学家罗美珍对比研究了壮族、傣族和境外泰族的2000多个共同基本词汇，发现三个族群相同的词汇达500多个，而傣语和泰语则高达1500多个，由此可判断壮语人群最早分离，而傣语和泰语关系更为密切。语言学证据显示侗台语族先民的原居地有霜无雪，且非靠近赤道的热带。李锦芳根据各语支的共有词推测侗台语族先民住在亚热带地区。仡央语和黎语、临高语存在特有的同源词，具有密切关系，仡央语人群先是与其他侗台先民共居岭南，随后才西迁贵州。邓晓华用词源统计分析法对壮侗语进行数理分类和亲缘关系判定，推算出百越—南岛集团在4000年前形成于中国东南部，壮侗语族的黎族在海南土著的基础上于2700年前左右独立出来，所得结论与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研究结果相吻合。李壬癸根据语言最分歧的地方是语言起源地这一点，推测侗台语族的祖居地在广西北部和贵州南部一带。语言是见证历史文化的活化石，侗台语族先民早期在华南地区居住生活的痕迹还可以从古地名中得以窥见，见证了当地先民在这一区域的传承和延续。

　　遗传学揭示人群迁徙与融合的踪迹

　　遗传学研究为人群起源与分化提供了科学的客观信息，为我们描绘了古代人群在大时空框架下的迁徙格局。基因可以反映人群间的关系，人群迁徙的过程可以映射在考古文化变迁上，这些变化又与语系的分布有关联。李辉等对来自中国南部和越南的30个侗台语族人群的血清样本进行母系线粒体DNA分析，发现B、M7、F和R这4个最典型的南方单倍群在侗台语族群体中的频率高达66.4%，表明侗台语族源自中国南方，汉人南下又为侗台语族人群带来了新的基因融合。从Y染色体来看，侗台语族群的主要 Y 染色体单倍群是O1-M119和O2a-M95，占到大多数侗台语族群的60%以上，与东亚南方人群的Y染色体单倍群频率一致。单倍群O1-M119是汉语、侗台语和南岛语人群最重要的父系类型之一。在长江口附近的良渚文化遗址中也发现O1-M119单倍群分布频率较高，这又将良渚文化的先民与现代侗台语族群和南岛族群联系在一起。此外，从侗台语族人群、印尼马来人群和台湾少数民族的Y染色体多样性分析来看，马来群体与台湾少数民族的父系遗传均来自侗台语相关人群，确定了侗台语族人群和南岛语系西部人群紧密的父系遗传关系。王传超等的研究从全基因组水平上也揭示了侗台语族人群和南岛语人群同源，都可能源自于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人群，原始侗台语族人群和南岛语人群分离后又各自受到了北方粟黍农业人群的遗传影响。

　　原始侗台语族人群的迁徙与扩散在语言和基因方面对现代泰国人和老挝人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他东南亚侗台语和南亚语人群也受到了中国南方人群的持续遗传影响。利普森（M. Lipson）、麦科尔（H. McColl）等的古DNA研究结果都显示，从中国南部到东南亚大陆首先经历了南亚语人群祖先的人口大迁徙，第二批是卡岱语人群的南下混合。虽然当前古代基因组样本数量和代表性有限，还有待于进一步挖掘，但目前该地区的古DNA研究对探索东亚人群迁徙和遗传历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历史语言学方法可以推断一个语言群体最有可能分化的地理位置，但无法提供一个确切的时间年表，因为语言早期阶段的情况主要是通过相关词汇构拟来进行文化重建。多学科合作则将语言分布与考古文化区域、人群流动的遗传线索之间搭建起联系，以求更准确地推测出一个语系（族）的具体起源和扩散的时间与空间尺度。鉴于侗台语族复杂的语言景观和遗传结构，我们应该在东亚乃至东南亚范围内，从史前语言和人群接触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一问题。通过语言学、考古学、遗传学等多学科的携手研究，侗台语族及其族群间的亲缘关系、起源与扩散问题将有望进一步厘清。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学科视角下的南岛语族的起源与形成研究”（20&ZD24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宁夏大学外国语学院，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生命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