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代际传递使健听儿童能够通过家庭成员接触和学习语言。然而，对于不少听障儿童来说，看似简单的语言传播很少发生在家庭单位内，因为大约96%的听障儿童父母听力完好，只有大约4%的听障儿童拥有听障父母。这意味着，大多数听障儿童出生在听力正常、不使用手语的父母身边，他们不能轻易或自然地学习父母所说的语言。语言习得的关键期是童年时期对语言输入最为敏感的时期，一般发生在5岁之前。此时儿童的大脑神经可塑性最强，具有最好的语言习得效果。而对于听障儿童来说，他们第一次接触手语通常是在学校而不是在家里，因此大约在5—7岁或更晚的时候才开始学习第一语言，从而错过了语言习得的关键期。有大量听障儿童由于没有充分接触到可以完全感知和内化的自然语言，既不能作为母语使用者习得口语，又缺乏接触自然手语的机会，从而失去了完整的第一语言学习经验。即使植入了人工耳蜗，他们也难像母语人士那样流利地使用语言。这就是语言剥夺。语言剥夺的发生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根源。它并非源于患者的听力问题，而是长久以来社会对手语的偏见所致。

　　虽然手语的语言学地位已被承认，但“手口之争”的两极分化仍使许多专业人士和教育工作者将手语看作听障口语发展的障碍，甚至禁止人工耳蜗植入儿童使用手语。受其影响，许多听障儿童的父母也将手语看作更低级的语言，或是当作口语教育失败后不得已的选择。他们放弃手语干预，转而对人工耳蜗抱有过高期望，希望仅凭此帮助听障子女发展出流利的口语。然而，医学专业人员也无法保证人工耳蜗植入一定会带来积极的语言效果。调查显示，人工耳蜗植入儿童的语言能力发展存在很大的个体差异。一部分儿童获得了较好的口语能力；而另一部分儿童即使经过了多年的语言训练，也不能使用口语轻松交流。

　　这种对手语的偏见与排除，并没有科学依据予以支持。相反，近年来国内外的有关研究已陆续表明，学习手语实际上有助于听障儿童习得口语。而且即使是健听儿童，也不仅通过听觉，而且还通过视觉线索发展语言。使用手语的人工耳蜗植入儿童，往往会比不使用手语的植入儿童表现出更好的语言、认知与社会发展得分。因此，手语可以成为听障儿童学习口语的桥梁。若强行禁止使用手语，无疑会导致口语学习过程的中断。

　　语言剥夺会给听障儿童带来全方面的负面后果。神经影响学研究发现，晚期第一语言习得会带来大脑语言结构与组织浓度的改变，进而造成儿童语言和神经结果的缺陷。语言剥夺儿童的语言发展缓慢，词汇掌握不足，语法习得困难，且理解能力较低，认知发展迟缓，经常会对一些因果关系、时间概念、抽象概念存在理解上的困难。同时，这些语言与认知缺陷也加剧了他们的沟通障碍，进而使其产生孤立和沮丧情绪，导致了一系列心理及行为问题的发生。比如，他们易产生更多的情绪障碍、精神问题、消极人格以及不成熟、冲动易怒和攻击性增加等。当正常儿童能够通过语言表达自己的情绪时，重度语言剥夺儿童或只能通过打人、踢人、咬人等行为发泄情绪。需要引起重视的是，这些不良行为可能会随着年龄增大而不断升级为反社会和犯罪行为。因为语言剥夺一旦发生，如果缺乏干预，其影响可能是终生的。

　　不仅如此，语言剥夺患者的很多权利也难以得到保障。国外已有研究指出，语言剥夺的症状可能与精神分裂的一些症状相似，因此极易导致患者被误诊。而且，被送进精神病院还不是最糟糕的，部分语言剥夺人士由于无法表达自己的意图，很容易在一些冲突矛盾事件中被误解而产生违法犯罪行为。而在手语翻译尚未发展成熟的今天，这些语言缺失的患者又该如何为自己辩护？正如郑璇所说，“他们的声音无法被听到，他们的处境也旋即微不足道”。

　　语言不仅是学者们争论的话题，更是一种生活形式。听障儿童在生命早期接触一门自然语言是其基本权利。鉴于部分语言剥夺患者的语言权利正在受到严重侵犯，有必要在此重申预防语言剥夺的重要措施。

　　预防语言剥夺的最好方式是实施双语共融教育。这种教育模式要求班级内的听障学生达到一定比例，使用手语和口语进行双语教学，对两种学生设置除听觉学科外的相同课程，普校教师与特教教师相辅相成协助教学。双语教育能够为听障儿童创设具有丰富刺激的语言学习环境，对其认知、社会和教育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目前，这一模式已在世界上一些地区得以实现，且取得了较好的成效。该模式下的双语听障儿童在语言、认知及社会性发展等方面均得到良好发展。因此，为防止语言剥夺悲剧的发生，语言学、特殊教育、心理学等学科领域的研究者与教育教学人员需要通力合作，尽快探索出一条切实可行的听障双语教育之路。这样可以从根本上推进融合教育，维护广大听障儿童的语言权利，让每一个听障儿童都能够像健听儿童一样真正获得语言而不仅仅是声音，使其更好地焕发出生命的精彩。

　　（作者单位：济南特殊教育中心；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