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象中性符号观，关注说与看融合的双重思维，聚焦异质符号的中间性质或跨界性关联。中性的语象符号，亦文亦图、语象融合，其中的要素（语或象）能够通过超越自身来返回自身、异延他者来抵达他者。无论是传统文化符号（如周易的卦爻象和卦爻辞）的语象融合、汉字合体字的形（象）声（语）互补、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名物合一的格物致知，还是今天现代主义图像的语符化、视觉体验与听觉概念相融合的体认哲学、立象尽言的表情包以及兼容文字图像等多种符号的网络语言，都在中性符号学的研究视域之内。
中性符号学尤其关注超符号（trans-sign）现象，即一个内部隐含、外部关联了其他异质符号的符号。超符号具有自我和异己的双重编码且相互跨界的性质。比如，一些网络表情既是图像又是语符（代表某个单词），即为语象跨界融合的超符号。这个大致相当于德里达的广义文字概念。德里达把语言、字母、图像、舞蹈、仪式等符号都称为广义文字，而狭义文字专指语言性符号，广义的文字则主要包括了语象二元要素。有了广义文字这个超符号概念后，思想、文化、历史、哲学、文学就不仅仅建立在语言和书本的可能性基础上，图像、器物、建筑、民俗、艺术、礼仪、视觉技术等视觉符号性手段都成了与语言相互补充的“被理解的存在”。德里达提出“书本的终结和文字的开端”，这里的“文字”指语言性文字和视觉性象符的中性融合，意在终结人类知识系统被狭义语言文字（书本）单一统治的时代。
在如今的“读图时代”，知识不只是由书籍提供，而更多依赖于图像等可视性象符号。德里达关于“书本的终结”的预言正逐渐成为现实。超符号或广义文字，成为“读图时代”符号化生存的基本特征。单一的书写和单一的图像的二元对立，逐渐被巴特（Roland Barthes）的“复合符号”所取代。书写不再单纯为了阅读，而常常是为了观看——即“成像文本”（如脚本、演示文稿、策划案、弹幕、说明书、可视化写作、剧本等）。图像也不再单纯为了观看，而常常为了表意和阅读——即“成言图像”。比如，一些学校的平面设计专业改为“视觉传达”专业，图像被用来传达——传达意义、概念和语言。图像、商品、景观成了一个大写的象形字或意符。这种语言走向图像、图像走向语言的语象关系中性化、超符号化、广义文字化的历史趋势，是中性符号学思考的问题域。同时，这也为新文科的跨学科建设提供了一个学理基础。
中性是针对异质符号的隔离观而提出的符号理论。索绪尔、皮尔斯都缺少语象融合的中性立场，而用单一的符号眼光处理知识问题。索绪尔用语言的单一眼光处理文字问题，使文字的视觉性被遮蔽。当他面临像似符时，则将图像隔离于语言符号之外。皮尔斯在面临符号是图像、指示、语言三者合一的情况时，更多是从综合而不是融合的中性立场去分析。综合是对不可隔离之现象的隔离式回答。比如，照片同时可以是指示符（图证）、像似符（艺术照）和规约符（宣传照）。皮尔斯重在分辨这个照片综合体的异质性而非它们的“之间性”：差异基础上的互渗、互指和居中过渡性质。西方理论家更习惯以隔离的眼光分析符号综合体。比如，皮尔斯主要关注的是图像的像似符性质，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志则更强调图的指示符性质，而到了贡布里希的艺术理论那里，图像则被看成了规约符。根据中性符号观，图像符号同时具有像似符、指示符和规约符三种异质属性，它们共同构成一个符号域。我们要揭示这些不同的属性之间的关联和跨界关系，解释符号域中诸要素之间的相互隐显、融合机制。
隔离观用单一的符号眼光分析复杂的世界，是其形而上学的“精髓”，也是其弊端所在。现代语言学在研究汉语时隔离了汉字，认为这才是纯正的汉语研究。其实，汉字和汉语不仅是两套异质符号，而且还相互建构。语言不仅可说，而且可写可看。隔离观把说和看同质化为一套符号系统——汉字的视觉符号性被遗忘了。“一支/枝笔”中的“支/枝”，是一个语素还是两个语素？吕叔湘认为，这不只是简单的语言问题，汉字可能影响了我们对“支/枝”的分类和判断。有学者为了解答吕叔湘的困惑，提出区分文献语言和普通语言——前者是字词不分或言文浑成的书面汉语，后者是口语形态的汉语。这仍是二元对立的隔离观：要么归于文献、要么归于语言，要么是书面语、要么是口语。实际上，所谓的语言单位“支/枝”，已被汉字深深地建构和分类——可视性和可说性彼此融合交织，共同构成了汉语言文字的中性形态。
学界对甲骨文的研究也被隔离观所支配。主流意见将甲骨文处理为字符，即记录语言的象形单位，属于语言范畴。而对甲骨文的象符性质缺少理论兴趣，或是不能跳出文字学而以符号学的眼光审视甲骨文。中国古文字的象符性表现在如下几点。一是承载物的器物性（如甲骨、铜器、石刻）大于载体性（如纸张）。二是结构上意指性（独立表意）大于连缀性（符号线性组合表意）。三是形体的可视性（象形、指事、会意等视觉理据）大于可听性。这种器物性、意指性、可视性，也是图像的基本符号特征。中国古文字的这些视觉符号思想资源，远没得到学界的充分发掘和理论观照。没有现代语言学的隔离观，我们就无法把汉语从传统的言文浑成中分辨出来；没有异质符号的中性观，我们亦无法把汉字从它对现代汉语的臣服中拯救出来。
巴特、德里达、福柯等后现代主义者持语象中性立场，他们基于对语象隔离观的批判而强调语象之间的相互解构和跨界。隔离观认为，图符是在对语符的否定中产生的。福柯指出，15—20世纪的西方绘画就被语象隔离的原则所支配，即“造型表象”与“语言指示”的分离，似乎图像要排除语言指示功能。而古德曼则强调了图像符号的语言指示功能。在艺术创作中，克利画中的船、房子和人，既是一些形象，同时又是“写”或象形字的语符，观看与阅读的边界消失了。这是一种“移心”型的中性观——如巴特所言，它基于对西方形而上学二元对立语象观的破除。洛特曼也提出，符号的边界性即符号的中性问题，这个边界具有双重功能：一是区分不同符号，二是成为异质符号连接、跨界、转换的机制。
汉字象形字自诞生起，就隐含着一种独特的语象中性融合的符号学范式。这种范式体现于汉字的六书、周易符号、文史哲和视觉艺术中，而且被作为支配性的原则。于省吾认为，独体象形字中有形符声化现象。比如，“羌”上部既象人戴羊角形，同时又表示着以羊省声为音读。这种所谓“形符声化”现象，就是视觉性图像（形符）与听觉性语言（声符）之间的中性融合。它在语象跨界的同时，又抹去了跨界的痕迹，可称为“执中”型中性模式。此种模式不同于西方对二元对立破除的“移心”型模式——后者在跨界的同时又保留了语象区分的张力感。
基于文明互鉴的立场，我们倡导一种“合治”型中性观——将自身置于东方的“执中”型与西方的“隔离”型、“移心”型的对话关系中：借助“执中”型的眼光去补充西方二元对立及其解构思维的短板；借助“隔离”型、“移心”型的他者来反观“执中”型的局限。这样，可以在双方各自的剩余和局限的相互补充中，建立“合治”型的中性符号学。
（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
